如此海量的具有极高历史、文献价值的信札同时出现于拍卖市场，可谓史无前例。这其中值得探索的事件典故更是不胜枚举，需得徐徐道来，今举一例，供众家品味，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康乾盛世进士集锦

隋开科举取士，士人由科举入仕，在以四民分人口之日，科举遂成为隋唐之后的一千三百年里社会流动的主要路径。科举制度既促生了万千读书人，又影响了万千读书人。

由科举，士人便很自然地成为古代社会最富有政治意识的社会群体。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读书以求进取的过程。因读书而涉文化和学术，人既入其中，便会随之而行。走出科场设定的范围，于是而有生成于一千三百年之间的性理之儒、章句之儒，以及后来被归入中国哲学史、文学史、史学史、教育史、艺术史里的种种著名人物。中国文化也由科举取士，在深度上演进、广度上延展；因而也滋生出中国社会对读书人的敬重和对文化的敬重。

明清两代的科举不同于唐宋元的旧法，其是递设层级，同时又是在递设功名。士子应县试、府试、院试入学而成生员，则生员已是功名而俗称秀才。以此为起点，之后生员应乡试，中试而成举人；举人应会试、殿试，及第而成进士。

明清两代因递设层级增多考试而拉长了科举入仕的进门之路，清代又因出题戒“熟”、戒“常”，而以考试之难造成了个体士人的入仕之难。清末康有为在科举停废之后曾言：“昔有科举之时，一县之中，童生岁岁就试，得其衿者，百仅一焉；诸生三岁一试，得举于乡者，百仅一焉；举子三岁一试，得登第者，数十仅一焉。中非无遗才之憾也，而当其岁月就试，不忍舍去之时，县常有千数百之人士读书谈道者焉；省常有万数之诸生读书谈道者焉；国常有数千之举子读书谈道者焉。”由此可见清代科举规模之巨、应试者数量之大，而要成为进士及第的朝廷命官又是何等之难，而这部分读书人亦是清代社会精英中的精英。

这批书札中，清人书札约一千二百余通，而以乾隆年之后的书札居多。乾隆年之前社会相对平稳，在这一时期的书札中不仅可以看到明遗民的书札，如吴山涛、恽寿平、陶季等人的书札；还可以看到许多康熙、乾隆年间进士出身的士林书札，他们其中不乏状元、榜眼、探花；而这些康乾盛世精英群体中进士的书札也即成为这批数量巨大、时代连贯且成体系的名人书札最闪耀的亮点之一。如：

康熙九年（1670）探花徐乾学、康熙进士赵申乔赵申季兄弟、康熙三十五年（1697）探花姜宸英、康熙四十二年（1703）探花钱名世、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王澍、乾隆元年（1736）进士郑燮、乾隆四年（1739）进士袁枚、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刘墉、乾隆十七年（1752）特赐进士梁同书、乾隆十七年（1752）状元秦大士、乾隆二十二年（1757）进士蒋士铨、乾隆二十五年（1760）探花王文治、乾隆二十六年（1761）探花赵翼、乾隆二十八年（1763）状元秦大成、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姚鼐、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钱沣、乾隆四十四年（1775）进士吴锡麒、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法式善、乾隆五十二年（1787）榜眼孙星衍、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伊秉绶、阮元、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桂馥、张问陶、乾隆五十八年（1793）进士英和等等，他们的书札都在其列，可谓康乾盛世进士书札的集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