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品信息

LOT号	6426	作品名称	清雍正外胭脂红釉内洋彩西洋人物盘
作者	--	尺寸	直径20.1cm	创作年代	清雍正
估价	2,600,000-4,600,000	成交价	RMB --
材质		形制
「大清雍正年制」款本件拍品标的处于保税状态下，默认提货地为中国香港，详见《保税拍品竞买须知》。备注香港京都念慈菴总厂有限公司创立人，谢兆邦先生旧藏，购自2000年代（传）盘外施胭脂红釉，盘内绘三西洋人物于中式陈设之中。男女各斜倚一瓷罐或绣墩，一男童于左侧男士身后。前景绘酒杯酒瓶，三人身旁及背后绘大型陈设瓷器、瓶花等。底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此盘底款“清”字写作“淸”，尤为特别，或属雍正早期安尚义、安岐父子承办贡瓷时期所制，史称“安窑”。安尚义，权相明珠家臣，有三子，安图、安崶、安岐。后二人俱在扬州行盐。负责瓷器烧造事务的是安岐，也是书画鉴藏大家，曾藏有展子虔《游春图》、董源《潇湘图》等。据档案记载，自康熙五十九年起，安尚义差遣家人马自弘、杨宗，伙计俞登朝三人，每年用银九千两，在景德镇置买材料，雇工烧瓷。所烧瓷器尽行载到扬州，转送进京。康熙晚期，铜胎及玻璃胎珐琅器自欧洲传入中国。清宫及广东等地的艺匠在仿制的同时，也将珐琅器上丰富鲜妍的色彩，用于瓷器绘制，于清宫创制出珐琅彩瓷一类，于景德镇烧成粉彩，于广东烧成广彩。中国瓷器烧制为之一变，开始出现胭脂红、柠檬黄等色，开启清丽细腻之彩瓷新风。在彩瓷新品类的创制中，胭脂红具有特殊的意义，其引入和国产化代表了传统五彩向粉彩、珐琅彩的拓展。胭脂红亦称“蔷薇红”、“洋金红”或“玫瑰红”，着色淡雅者称“胭脂水”，浓重者称“胭脂紫”。配制此料，曾在配方中加入黄金，故而愈显珍贵。陈浏《陶雅》评论有“胭脂红也者，华贵中之佚丽者也......匀净明艳，殆亡伦比。紫晶逊其鲜妍，玫瑰无其娇丽”。清宫至少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已经有国产胭脂红料: 广东巡抚杨琳将“潘淳所制法桃红颜色的金子搀红铜料……交李秉忠代进”。同年，在宫廷任画师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收到欧洲寄来的玫瑰色颜料。约在同一时间，景德镇亦生产以胭脂红料装饰的器物。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历史博物馆藏一件清康熙粉彩费毅斯兰盘，其上既使用了青花、矾红等传统装饰料彩，亦以胭脂红涂染。此盘为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荷兰、法国和英格兰同盟国确立之时所定制。青花款胭脂红釉器自康熙晚期便有制作。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数例“大明成化年制”款胭脂红彩碟（故瓷2245、故瓷2246），内外施胭脂红釉，款识具有康熙晚期风格。另见“又辛丑年制”款胭脂红釉器，当为康熙六十年（1721年）所制。一例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胭脂红彩玉壶春瓶（故瓷2238）。此类外壁施胭脂红釉盘，盘内纹样见花卉、人物及山水等几类。因风格近似广珐琅，大多常被认为属广彩范畴。早期广彩中的人物纹样，以传统中式题材占主导地位，仕女课子图为多，偶见文士、传说人物等。传统文士题材常绘两人闲坐于博古坛罐旁，如大英博物馆藏清雍正外胭脂红内人物盘（Franks.872之一）（直径20.8cm），及荷兰国立博物馆藏雍乾时期外胭脂红人物盘（AK-RBK-15924）（直径20.6cm）。此二件广彩盘与本盘有诸多相近之妙：所绘人物上衣皆左青右黄；人物面部及服饰彩色渲染，并非单色平涂，而有深浅之变化，具有一定的立体感，或有借鉴西洋画法之意。但细查所绘坛罐，本器看似绘的是传统造型，有些口部过大，酒瓶为典型西方风格，自十七世纪晚期开始流行。在配色上，此一类也和前述中式人物有别：中式人物所配坛罐，多通身一色；西洋人物所配器物则多一器两色。相较传统中式人物，外胭脂红釉盘内绘西洋人物极为罕见。对西洋人物造型的青睐引人想及故宫博物院藏《雍正帝洋装像》屏及《雍亲王行乐图》之《洋装伏虎》。画像表现雍正帝受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影响，着洋装之态，生动诠释着雍正皇帝对欧洲时尚的浓厚兴趣。胤禛之发式与颈部领巾皆与本器所绘相仿。盘中西洋人之造型，符合当时对欧美人的普遍观想。早在康熙时期的珐琅彩瓷中，也曾绘西洋人物，但已知存世仅一例，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康熙晚期锦地开光西洋仕女肖像画碗。至乾隆时期，人物纹样才在宫廷画珐琅器上流行起来。所绘西洋人物中，以妇孺图或仕女图最为常见，并常加入中国或本土元素，如西洋仕女手持如意等。与本器装饰风格、款识相似者，见馆藏数例。德国汉堡艺术和工艺美术博物馆藏两只西洋人物图盘，装饰风格、落款方式及尺寸皆与本器如出一辙，或为同批设计制作，见《汉堡艺术和工艺美术馆之中国艺术珍藏品》，图版84。与上述两件风格相近者，一例为日本户栗美术馆馆藏，尺寸与本器相近（口径20.8厘米），底书“大清雍正年制”款，书写当属雍正中晚期风格，载于《中国陶磁名品图录》，东京，1988年，页122及185，图版154号。另见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一例，构图与户栗美术馆藏相同。本器较独特处之一，在于存世三件纹样构图极为相近者，年代横跨雍乾两朝。其中两件无论构图、配色皆与本盘如出一辙，盘背亦施胭脂红釉。一件底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款识体现典型雍正官窑结体方式，或为雍正中晚期年希尧督陶时期所制。该盘曾为赵从衍先生旧藏，于苏富比香港，1987年5月19日，赵从衍先生专场上拍（编号308）。另一件制作时间略晚，底部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款识风格当属乾隆早期唐英督陶时期。其为仇焱之先生旧藏，经西方学者多次著录，后于2017年5月31日上拍于佳士得香港，编号3029。另见一布局相类，但构图与本器对称者，为瑞士鲍氏东方艺术馆珍藏（图15），且人物面部渲染更为浓重，配色略有分别，外底以料彩书“乾隆年制”四字篆款，当属珐琅彩一类，载于J. Ayers，《The Baur Collection：Chinese Ceramics》，卷4，编号A608。此四件中，三件书青花款，款识风格分别代表了雍正至乾隆，安窑、年窑、唐窑三个时期。若彩皆为同时期所绘，结合纹样相近之珐琅彩盘，或许可以推测，这一组特别的西洋人物画片可能尤得清宫喜爱，故多次绘制，甚至将画样引入清宫，绘于珐琅彩瓷之上。此类西洋人物纹盘，在款识方面与常见广彩盘的差别更为显著。几件西洋人物盘多书官窑款识，与常见广彩盘形成鲜明对比。且以本盘纹样出现的时间跨度来看，其绘制当是有意、精心为之。若无母本或特别图稿设计，似乎很难想象这些别致的造型，纯由中国工匠绘制。细部展现出的西洋风、官窑款识，以及相似例展现出的时间与产地的跨度，似乎可以证明此盘绝非普通广彩胭脂红釉盘之类，而当经过精心的图稿设计，或曾贡入清宫，并深受宫廷喜欢，使之得以在珐琅彩中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