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品信息

LOT号	5704	作品名称	清康熙御制铜鎏金说法印燃灯佛坐像
作者	--	尺寸	高44.5cm	创作年代	清康熙
估价	6,000,000-12,000,000	成交价	RMB 8,970,000
材质		形制
出版：保利艺术研究院编，《保利拍卖十五周年精品集·古董珍玩卷（下）》，编号824，北京，文物出版社，2020年备注： 1.重要私人藏家收藏； 2.香港佳士得，1998年04月26、27日编号615； 3.北京保利拍卖，2013年06月05日，编号7827，成交价：RMB 9,890,000 整尊造像体量硕大达44.5公分高，宫廷等级，且制作于北京宫廷造像作坊中的藏人工匠之手，制作年代为康熙早期，即康熙三十年之前。其造像面部表情静穆柔和，脸颊饱满，五官线条圆润，身躯挺拔，莲台宽大稳重，周身錾刻精美缠枝花卉纹饰，承袭了明代永乐、宣德宫廷造像慈祥端庄的遗风，同时亦展现了清代康熙早期宫廷造像所特有的繁复奢华的宗教美术风格，代表了有清一代最高等级的佛造像工艺水准。清代藏传佛教的兴起在康熙一朝初显方寸。前有孝庄太皇太后的积极参与和推动，后有一世哲布尊丹巴的指导与宣传，康熙帝本人也就在这样潜移默化中，由一名非信仰者，变成了虔诚的佛教信徒，而康熙一朝的造像风格也经历了一个明显的由汉化经典样式向蒙古样式所转变的过程。这一转变，可以康熙三十年（1691）多伦会盟为标志，而这一时间节点，也刚好把康熙主政的六十年分成了上阕和下阙。而此尊清康熙御制铜鎏金说法印燃灯佛坐像即为康熙早期宫廷造像的代表佳作，其做工精细，用料厚实，美学风格上沿袭了明代汉藏美术中的宫廷样式，与康熙晚期、乃至清代之后的造像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康熙早期的宫廷宗教文化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祖母——孝庄文皇后的强烈影响。孝庄，博尔济吉特氏，名布木布泰，蒙古族科尔沁部人，皇太极、顺治、康熙三朝主持后宫，德高望重，她对藏传佛教信仰颇笃，身旁有自己的喇嘛乃宁活佛为她随侍，既充当上师，又作她的私人医生，深得信任。有相当数量的佛经在孝庄主持后宫的时期得到翻译，但宫廷造像的数量却较之相去甚远，且大多纹饰繁冗、工艺精美。故宫现存铜鎏金四臂观音像就是孝庄在世时宫廷造像的唯一实例，其莲座下沿刻有满、蒙、汉、藏四体文字款识，亦证实此尊造像应铸造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从此尊四臂观音像的样式上，我们也能看到极其强烈的明代永宣宫廷造像的影响，其容貌端庄典雅，气质慈祥美好，是典型的汉藏结合的宗教美术样式，与此尊燃灯佛大坐像应为同一时期之佳作。其明代汉藏美术风格之伊始可参考香港苏富比2013年10月编号3075明永乐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匡时2016年6月编号3752明15世纪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对比这几尊佛像可以明显看出，康熙早期造像开脸在五官上对于明代的追摹，尤其眼眉处的处理圆润流畅，以传递慈祥柔和之美，是为明代汉藏美术的核心艺术风貌。同时，经历了明末清初这一转折时期之后，清代的宫廷佛作在金属铸造工艺上较15、16世纪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开始有能力铸造可以和永宣时期相媲美的佳作，金申老师在其早期专论《康乾两朝宫廷造藏式佛像》一文中亦早有判断，“康熙朝宫廷造像技法依然深受明代造像影响，造型上端庄匀称，比例舒适，注重写实技法，技艺上精益求精，没有偷工减料的现象，可以说它代表了清代佛造像的最高工艺水准，是此后无法企及的。”而与此同时，从此尊燃灯佛像上我们又可以明显看到康熙早期宫廷造像较明代汉藏造像的两个重要发展，第一，佛陀开脸的眉鼻线条呈两条对称的弧线，与明代由单一鼻梁线条分开呈双眉的样式有较大的改变，且鼻梁处打平，边缘铸造打磨精细，给人以更为精致英武的视觉感受；第二，其莲座高度降低，但与佛陀相比比例更为宽大，莲瓣饱满，花型肥厚，莲座的底部边缘部分呈直臂式，但胎体则较明代更为厚重，鎏金亦更厚，整体给人以宽厚稳重，璀璨夺目之感。此时的康熙帝勤于政务，国家进入强盛发展时期，而国家的繁荣必然导致同时期工艺美术的强健风格，这一点前文所论及的在造像上两个重要发展背后扎实的政治经济原因。这一时代风貌在康熙朝各种不同材质的工艺美术作品中均有所体现。公私收藏中已知带年款、可确定为康熙早期的佛像仅三尊，即香港苏富比1994年康熙十九年（1680）高僧像、日本北村大道收藏康熙二十四年（1685）摧破金刚像、以及前文提及清宫旧藏之康熙二十五年（1686）四臂观音像，可见此尊燃灯佛之珍罕。此尊燃灯佛像另有一独特之处，即眉间白毫以红宝石为材镶嵌。此种装饰方式可参考同时期清宫旧藏之观音像、无量寿佛像等，为清初宫廷造像的典型工艺方法，乌尔里希·冯·施罗德曾针对这一工艺方法提出，“值得注意的是半宝石的使用，它表明这类造像可能为藏人而创作”，也更进一步印证了此尊造像应为康熙朝早期清代宫廷中藏人所主持的宫廷造像作坊所制作，与后期蒙人的造像方法上仍有较大区别。直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大举入侵喀尔喀蒙古，哲布尊丹巴率部内附，三十年（1691），康熙帝召集内外蒙古各部王公贵族举行了著名的多伦会盟，宣布一世哲布尊丹巴为大喇嘛，从此之后，宫廷造像转而展现出更多的蒙古风格影响。尤其是康熙帝晚年，身心憔悴，疾病缠身，这也促使他转向佛教信仰，宫中唐卡供奉以白度母为主，铜像铸造以无量寿佛常见，即缘出于此。清宫档案明确记载，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在亲征噶尔丹途中，由于随行所带佛像即将赐完，遂去信皇太子胤礽，让他派人送去养心殿造办处所造佛像56尊，作为赏赐蒙古贵族之用。同时胤礽奏折中还提到，造办处新佛模尚未完成，只好用旧大模造像30尊，旧小模造像50尊，先送去，待新模完成后，急造送去。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宫廷设立“中正殿念经处”制作佛像。由此可见，清康熙的造像数量高峰应发生于多伦会盟之后，此一时期开始制作的造像则在宗教礼拜之外更侧重于赏赐蒙古王公贵族，所以在造像样式上必然更接近蒙古风格，质量也与康熙早期不可同日而语了。此一时期带年款的造像查遍公司收藏仅见一例，即清康熙四十三年（1703）铜鎏金无量寿佛。纵观康熙朝宫廷造像，在时间跨度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数量并不多，但几乎全部铜质厚重，做工精良，题材内容相对内容单一，以无量寿佛为主，且常用以赏赐其各地王公贵族，体量较小者常见，即便如此，依然素为藏家所重。而如若仔细研究此尊大尺寸之燃灯佛，我们不难发现康熙早期与康熙晚期造像在风格上鲜明的区别，同时亦可将此类大体量的康熙宫廷早期造像作为清代宫廷造像的一个标杆，即用料厚重、工艺精湛、鎏金璀璨、气质庄严慈祥。又以燃灯佛为题材，且尺寸如此之大，做工如此之精良者，于康熙时期亦属极为珍罕之精品，其既是对于清代早期政教文化发展的一种见证，亦是举国蒸蒸日上、日益强盛的一种宗教表达。铸造时应为北京宫廷、行宫或皇家寺庙等重要佛堂所供奉的精铸造像，殊胜难得。 “燃灯佛”即过去佛，为释迦牟尼之前的佛，佛经中记载燃灯佛出生时身边一切光明如灯，故称为燃灯佛。佛经中将一个宇宙从生到灭称为一个“大劫”，释迦牟尼所在的现世即现在的劫称为“贤劫”，燃灯佛为贤劫之前“庄严劫”的佛。燃灯佛曾预言释迦牟尼的前身在贤劫中将成佛，并向他授记，因而燃灯佛也被称为“过去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