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时，地有⽓，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

——《考工记》

捧盒造型周正饱满，通体剔刻纹饰，布局繁复，但层次分明。盖盒中间为满底孔雀牡丹纹，在不厚的浮雕层面上宛转用刀，刻出多层次的孔雀纹和牡丹纹，色泽分明，自底漆至最上层可见赭、黄、朱、黑多种漆色，是南宋元初漆器剔刻的特殊技法，甚至于叶背、叶面层迭相拥，画面繁华富贵。但见花团锦簇间两只黑漆孔雀相对而舞，一立于黑色山石之上，引颈振翅，似在啼鸣，另一在空中回首顾盼，似与其回应，二者体态舒展，状物有神，周围红漆做花，黑漆做蕊，细节层次丰富，边角打磨圆润，技艺极为精湛，孔雀与牡丹的造型布局与同时期青花瓷器纹饰可相参照。颇具特色的还有捧盒的侧面缠枝莲花与口沿的卷草纹，均是元代常用的特色纹饰，亦可作为断代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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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宋 剔彩楼阁人物大捧盒 日本林原美术馆藏

2.南宋 剔彩张骞乘槎盘 日本私人收藏

3.元 青花孔雀牡丹纹罐 大英博物馆藏

“有五色漆胎，刻法深浅,随妆露色。如红花、绿叶、黄心、黑石之类，夺目可观，传世甚少。”  

——《遵生八笺》

德川美术馆、根津美术馆编《雕漆》，184号 昭和五十九年十月

蟹仙洞博物馆陈列室

蟹仙洞博物馆坐落于日本上山市山形县，由生丝企业家长谷川贤三先生（Mr Kenzo Hasegawa，1886-1957）创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长谷川先生专注于收藏日本刀具，直至今天，博物馆仍以收藏精美的日本刀和刀饰而出名。他的兄弟、著名收藏家井上昭―先生（Mr Shouichi Inoue）对于中国和日本陶瓷收藏之博物馆的建立，及他侄子井上昌平先生（Mr shouhei Inoue)的建议，同时启发了长谷川先生在 1951年建立自己的博物馆并关注中国漆器。  

凭借非凡眼光及独到品位，长谷川先生于1948至1950年间为其博物馆添加了一大部分稀世难得的中国漆器。收藏过程中，他受到了亚洲艺术学者久志卓真先生（Mr Takushin Kushi）及壶中居的创始人广田先生（Mr Hirota Fukkosai）专业指导，这些中肯的建议在其馆藏的精美中国漆器中都被充分地彰现。  

蟹仙洞馆藏的漆器亦有被著录于日本文样研究会的重要出版物《美术撰集（第8卷）雕漆》（1974年）之中（Hirokazu Arakawa, Choshitsu, Bijutsu Zenshu

如今，长谷川家族精心收藏60余年，结集了从元代至清代、前后共跨越500年的精美藏品，全部陈列于博物馆的两个展览馆中，为参观者提供了―个千载难逢的中国漆器鉴赏之机会。蟹仙洞博物馆藏品之重要性，亦曾由英国大维德基金会创始人大维德爵士所见证，他曾特意安排不远万里到访博物馆观看其藏品，然而这也很可能是他今生最后一次访问日本。  

“古剔犀器皿，以滑地紫犀为贵。底如仰瓦，光泽而坚薄，其色如胶枣色，俗谓枣儿犀。亦有剔深峻者……”  

——《格古要论》

此盒呈圆形，木胎，作上下字母口盖盒。盖盒周身以剔犀工艺雕如意云头纹，纹饰分布均匀，相互对应，规整大气。剔面层次匀称，刀工娴熟线条丰腴圆润。整体漆层厚，深刻近底，从刀口可见有朱、黑、黄三色交迭达无数层，形成了三色相间的纤细丝缕、朴质的造型与华美的雕饰充分融合。符合典型宋代剔犀器之特征。  

剔犀漆的最早制作年代仍待考，但王世襄先生曾提到「剔犀漆器的定型可能在宋代。其器形、花纹和宋代银器有极为相似的地方。」剔犀器为漆器中之精品，贵族之家的奢侈品，传世品中更寥如晨星，非常珍罕。  

左：南宋 堆黑屈轮文合子 东京艺术大学美术馆

右：汉-三国 剔犀云纹圆盒 上海博物馆藏

时至今日，学者基本上都采用了「剔犀」一词。曾经一度，学术认为工艺肇始于元明二代，但近代研究显示，其起源其实要早得多。1993年，香港曾展出一例如意云纹筒形漆盒（详见1993年香港出版《中国漆艺二千年》，54-5页，展品编号20），图录指出此物应是五世纪的作品，虽则胡世昌医生在图录序言中指出，其年代可追溯至更早（见前述著作，19页）。此盒髹朱、黄、黑三色漆料，器身饰多道缠枝祥草纹。正因为这些祥草纹的样式，与东汉铜镜的纹饰及山西云岗五世纪末北魏七号墓室后间东面墙上的半棕叶纹风格近似，所以图录作者才会将之推定为五世纪的作品。  

据考古发现证明，宋代已有剔犀漆器。1977至1978年期间，江苏武进南宋古墓曾出土一件剔犀执镜盒（请见《文物》1979年第三期，陈晶所著〈记江苏武进新出土的南宋珍贵漆器〉，图版2，编号5）。1982年，四川省南宋虞公著夫妇合葬墓曾出土一小盒（见文物管理委员会及彭山县文化馆出版的《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南宋虞公著夫妇合葬墓〉，图版22，编号6），而福州市南宋墓址亦于1986年出土了一件四层八方剔红漆奁。此后，雕漆工艺在元代日益盛行，立轴《货郎图》中便有剔犀漆盒的身影，这幅波士顿美术馆的名作源自怀特旧藏（Charles B. Hoyt Collection），旧传为宋代苏汉臣所画，但已重订为元代作品。  

“凡工人之作为器物，犹天地之造化……利器如四时，美材如五行。四时行、五行全而物生焉……乾所以始生万物，而髹具工则，乃工巧之元气也。乾德大哉！”  

——《髹饰录》

本品 附清宫原装铜錾花胆花插（顶部）  

本品 附清宫原装铜錾花胆花插  

本器内附柱形铜胆一件，也改变了用途，根据诗注：「铜胆器置其中，以盛水育花」一句，说明附加铜胆之后，器物成为插花用器。胆盖呈弧形凸起，开五个圆形插孔，内胆造型似莲蓬，孔沿起凸棱。其表面錾刻冰梅纹，此样式为康熙时期创制，颇具文人画风韵。此内胆孔沿加厚，应为明清时期所定制，台北故宫博物院「瓶盆风华——明清花器特展」中有很多此类样式的内胆，可资参考。查阅公私收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清宫旧藏的「清十八世纪 剔红鹿耳兽面纹大瓶」，高69.5cm，造型及纹饰皆与本品相似，应为一对，于动乱时期流失海外。  

清代漆器主要继承了明代后期的剔法，即运刀如笔，显示出峰棱美，有时用刀甚至超越前朝之锋利，边缘打磨少，雕刻层次多，细巧工整，做工严谨，开创出华丽精巧的典型风格。且漆色艳丽多呈鲜红色，装饰纹样繁缛纤巧，并多与其他工艺相结合，营造出一种富贵堂皇之感。此拍品具有典型的乾隆朝时期诸多特征，雕工锋芒毕露，细致缜密，通过多层次的雕法和开光的设置提升了构图的立体感，动感，和震撼力，使人赏心悦目，如同置身画内。  

由于乾隆皇帝嗜好古物，故这一时期仿古瓷器、玉器、青铜器造型的漆器多有出现。此时是中国仿古作品制作的一个高峰，不仅所用材质多样，且于仿古之中添以创新。本品即为乾隆皇帝审美品位下的产物，将吉祥寓意与仿古制式融于一体，属乾隆剔彩器中之翘楚。  

清十八世紀 剔彩鹿耳大瓶

（与本品应为一对）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早期 白瓷葵花式花瓶（附金属胆）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战国中期 三角云纹铜壶（附金属胆）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 百子昌荣图 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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