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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信息

LOT号	5406	作品名称	明永乐青花莲瓣鼓钉纹小贲把壶
作者	--	尺寸	高8.5cm	创作年代	明永乐
估价	30,000-50,000	成交价	RMB 2,070,000
材质		形制
备注： ·民国古董商张仲英先生旧藏 ·民国大安洋行总经理俞恩培旧藏，其藏品均购藏自张仲英处，80年代上海博物馆落实政策退还 Lot5406-5408为同一藏家本品盘口，束颈束腰，颈部分别饰以两圈鼓钉纹，圆腹，流呈弯弧型，器座饰有瓜棱纹，圈足内凹。整器分别于口沿、流口、腹部、近足处填涂一周青花，晕散处可见苏料蚀骨堆叠之感，颇具明代早期之典范。明初，明朝政府对西藏采取“多封众建”、“尚用僧众”的治藏方略，既赐封三大法王（代表西藏三大宗教派别），也赐封五王（管辖地区的行政首领）。宣德皇帝曾大批分封西藏僧人为法王、国师；进京驻锡的藏僧也越来越多，至“宣宗末年，入居京师各寺者最盛”。通过封授数量的“多”，分散各方势力，削弱各自的力量。这一政策的施行，对明朝西藏地区的长期安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朝贡与回赐是朝廷与西藏联络的主要纽带与形式：西藏各派进京朝贡，能获得丰厚的赏赐，也在寻求皇帝诰封，以证其权力的合法性；明廷将诰封视为中央政府享有西藏主权的标志，并以三倍于贡物价值的丰厚回赐，拉拢藏族上层人士。有学者认为，明廷对番王慷慨的封官、赏赐，希望借其力量守边护方，所谓“广宣佛教，化导群迷，俾尔一方之人，咸起为善之心，永享太平之福”。本品即为赏赉藏地礼佛用器之佳例。贲巴壶为净水法器，用于洒番红花净水于新入佛门之弟子，其造形沿袭西藏金属器，如一件刻花金壶，刊于《沈阳故宫博物院文物精品荟萃》，页43；非祭典时，贲巴壶供于佛坛，罩锦衣，参考《雪域藏珍：西藏文物精华》，编号74。明早期永乐御窑以藏区金银贡器为蓝本，以瓷复制，殊为不易，疑为孤品。此类永乐瓷质贲巴壶几乎不见。可参考一例收藏于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为甜白釉例，与甜白釉僧帽壶等残器一道出土。相类者亦可参考故宫博物院藏一青花缠枝莲军持例，为清宫旧藏，巧思或由此而来。海上聚英 —— 张仲英、俞氏家族户出陶瓷精萃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已成为远东第一大都会，被赋予“东方巴黎”的美誉，而在这些高楼大厦间总有一些熟悉的“老上海”的味道：梧桐树、小洋房、弄堂里…… “海派”一词，是20世纪20年代北京一些作家的创造，海派和京派象征着中国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京派是传统的正宗，海派则是叛逆的标新立异、中西结合的产物，充满浓郁的商业色彩和民间色彩。上海的曹聚仁先生对之有一个生动点评:"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上海文化在外来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之间，在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呈现出开放的姿态，敢于打破成规，锐意革新，广采博纳，"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成为"海派"文化的精髓，并体现于上海文化的方方面面。晚清至民国初期国力渐衰，上海转向近代文明，大都市开始发端，外来资本、民族资本云集上海，接纳世界先进的电力、制造业，又引进现代建筑、交通、生活方式和文化教育，成为全国一等的大都市，生活较为安全和便捷。大部分封建遗老、达官贵人移居上海，加上在此地生活的洋人日多，产生了收藏和交易的需求，形成了市场。上海的收藏以江南文人收藏为基础，即官、商、士为主体，成为收藏业的“半壁江山”。这期间涌现了一大批见微知著的名流收藏群体，如胡惠春、张葱玉、庞莱臣、吴湖帆、蒋祖诒等，这些人亦进一步影响了同时代的许多收藏家。郑重《海上收藏世家》一书中收录与上海有关的收藏家43人，收藏行为大多发迹和兴盛于民国。他们之中，有的是官员，如盛宣怀、张静江；有的是商人，如周湘云、刘靖基、庞元济；数量最多的还是文人阶层，如吴湖帆、张大千、钱君匋、戚叔玉、施蛰存等。这一时期的收藏家对保护中华文物、促进后来的国有博物馆建设都发挥了巨大作用。本次拍卖幸得海上藏家踊献片玉，其中囊括民国海上重要古董商张仲英旧藏数十例及宋乃森、俞恩培等民国实业资本家瓷杂遗珍，均为后代家属提供，部分为80年代落实政策退还，来源确切可靠，尚可管窥海派收藏一隅。张仲英，为上海滩古董界翘楚，在五马路开设“聚珍斋”古玩、珠宝行，是一家非常著名的大店铺，经营项目以明清官窑为主，兼营古玩、金石、书画。张仲英18岁当掌柜，鉴别文物眼力极佳，就连古玩商仇焱之也自称晚辈，经常到“聚珍斋”购货。张氏为苏州望族，其父张揖如，号西桥，原籍江苏武进，为近世竹刻巨擘，与江南和沪上金石书画名家俱善，尤擅扇骨微刻，缩写金石，每以阳文刻至数百字，字文如胡，鬼斧神工，称誉于时。其工超乎匠艺，具有书画意境，深获吴昌硕、褚德彝等同道称赞。其子张宗宪、张永珍、张宗儒等更是当代顶尖古董商，频频创造中国艺术品拍卖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