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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3 张大千 1933年作 愿在竹而为扇 镜心

愿在竹而为扇
拍品信息
LOT号 3243 作品名称 张大千 1933年作 愿在竹而为扇 镜心
作者 张大千 尺寸 104×40cm 创作年代 1933年作
估价 350,000-500,000 成交价 RMB 402,500
材质 设色纸本 形制 镜心

【题识】偶读泉明先生《闲情赋》,戏写此于归菊庐中。大千居士,时癸丣八月也。
【印文】张爰、大千
【说明】原藏家得自张大千本人。

愿在衣而为领、愿在裳而为带,
愿在发而为泽、愿在眉而为黛,
愿在莞而为席、愿在丝而为履,
愿在昼而为影、愿在夜而为烛,
愿在竹而为扇、愿在木而为桐。
这是著名的“十愿”,发自陶渊明《闲情赋》。千载而下,徘徊于多少鸳侣们的床头枕上,流连于多少怨偶们的褥下帐中。以多才多艺多情多妻闻名的张大千,大概是个中最得该“十愿”精髓的了。
本季我们有幸征集到张大千两件早年仕女杰构,两件均以衣纹雕镂、神思刻画为能,并饰以钩金,绝难一见。此外,两件一以张大千二夫人黄凝素入画、一以张氏朝鲜情人池春红为模,大致可窥风流才子张大千早年勾连红粉堆里的旖旎胜状。
半生情,一字师
——由“卯”及“丣(酉)”兼及张大千的文字学修养
文/章好好
王方宇先生在《张大千先生和八大山人》一文中记载了一段关于曾熙、张大千师徒与八大山人《醉翁吟》卷年款的小掌故。按照王先生的说法,该卷中的年款(如图一)当为“乙酉”,而曾熙则释为“乙亥”,张大千随乃师亦释读为“乙亥”。直到曾熙驾鹤多年后,张大千方重订为“乙酉”,并对王方宇先生感叹说:“我从前把‘乙酉’读成‘乙亥’了。”
不过,关于这个“酉”的字形出于何处、为何释读为“酉”,王方宇于文中并未提及;至于张大千是否为尊者讳而故意不改正亦无法侦知。时至今日,尽管囿于材料阙如,我们短时间内仍无法考证其出处,但却能由此事推断:张大千的文字学修养是相当深厚的。
所谓文字学,大抵即我们习称的古时的“小学”。这门于今人较为疏远的,“斤斤计较”甚至“咬文爵字”的学科,重在文字、训诂、音韵之类,是前人最基础的学问修养。众所周知,张大千早年曾师从李瑞清、曾熙,习诗文书画。二位老先生皆是前清进士出身,学问渊博。在他们的耳提面命之下,张大千各方面的修养均得到长足发展,不仅书法、绘画技术日臻完善,且能自度诗词曲律,别开自家生面;而其锤文炼字,亦法度谨严,庶几可于此幅《愿在竹而为扇》管窥一二。
如果没有相关的文字学修养,看到图中“癸丣”二字,自然会不假思索地将之释读为“癸卯”。不过问题就来了:“癸卯”当公元1963年,而此幅画法及题款书法皆明显出于张氏三十年代风格,年款与风格如此凿枘,原因何在?赝作么?明明是很张大千的张大千;笔误?似乎也只有这种可能了。
不过,结合其他几件署款为“癸丣”的张大千作品,“笔误”之说又站不住脚了。北京保利曾拍卖一件张氏画祝谢太伯母八十大寿的《四时花木》四屏,署款即“癸丣”,而画作风格很明显不晚于1935年;陆丹林亦曾藏有一件张氏《荷塘清趣》,署款亦为“癸丣”,而风格亦不外乎1930年代。后者且不说,前作是赠人八十大寿的,以张大千的作派和性格,何至于笔误,否则岂不贻笑大方?
所以,问题最终着落于“卯”“丣”之辨了。查《说文解字》、《汗简》、《古文四声韵》等相关字书中的“卯”、“酉”(见图四),便会让我们知道惯性思维的可怕,也会让我们对张大千产生新的认识。
两字的本义完全不同。“卯,冒也。二月,万物冒地而出。象开门之形。故二月为天门。”“酉,就也。八月黍成,可为酎酒……丣,古文酉。从卯,卯为春门,万物已出。酉为秋门,万物已入。一,闭门象也。”则“丣”出于“卯”,一闭一开,已经相当清楚,不需赘述。由此可见张大千对俩字之理解,不可谓不深入。
明乎此,前述问题迎刃而解。至于径将“癸丣”当“癸卯”并堂而皇之书于“张大千”作品中,亦不乏其例,内地某公司曾拍一件“张大千”,画面很明显的“癸丣”风格,而题款居然用“癸丣”书风写为“癸卯”,似足堪发一噱。
有意思的是,张大千在本作中所表现的人物形象,十分容易引人遐想,因为她像极了张大千日夜思念,却又许久未见,此生也再未得见的朝鲜恋人池春红。相隔两地的苦楚、“恐他人之我先”的忐忑不安,被张大千巧妙地通过春红的眼神、表情、步态,和她扇子上依着竹节生长的相思之芽倾于纸上。
上述这幅创作于癸丣1933年的画,被张大千题为《愿在竹而为扇》,那么他次年甲戌1934年创作的另一幅相仿的仕女图,自然可名为《愿在衣而为领》。此作以黄凝素入画,描摹黄氏欲语还休、蛾首轻垂而不胜娇羞之状,极为生动传神。
张八又于画中仕女肩领处大显神通。衣领处先以靛青染示,复以金粉勾勒花纹,又在肩窝和肘窝处以金粉描团花,极为工细整饬,似乎可以见出张氏于黄夫人之既敬又爱,全然不同于以池春红入画中胸口描出一抹红,在爱与娇俏之外,别有一种隐秘的玩谑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