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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1 清乾隆 茶叶末釉双龙耳汉壶尊

茶叶末釉双龙耳汉壶尊
拍品信息
LOT号 2091 作品名称 清乾隆 茶叶末釉双龙耳汉壶尊
作者 -- 尺寸 高51.4cm 创作年代 清乾隆
估价 3,000,000-4,000,000 成交价 RMB 4,032,000
材质 形制

“大清乾隆年制”款
原配紫檀银丝座
来源：日本藏家旧藏
茶叶末釉原名为厂官釉，系雍正朝督陶官唐英借鉴古代北方窑场产品烧制出的重要色釉之一，《陶成纪事碑》记载“一仿厂官釉，有鳝鱼黄、蛇皮绿、黄斑点三种”。乾隆早期御窑厂对其烧造甚盛，最早记载是乾隆二年十月承命烧造“厂官釉收小双耳瓶”，而乾隆三年六月是档案记载规模最大的一次烧造，器形多达八种，均是造型颇为雄伟的瓶和尊，例如“厂官釉四方双管杏元瓶”、“厂官釉三阳尊”、“厂官釉放大腰圆天禄尊” 等。
依据清宫档案与传世实物对照，本品应为乾隆三年六月御窑厂奉旨摹制烧造的“厂官釉放大腰圆天禄尊”之一，其形扁圆符合“腰圆”之意，其原型为西周盛酒容器即为清宫所称的“天禄尊”，天禄乃美酒也。纵观乾隆一朝茶叶末釉御瓷的烧造，器形较之其它仿古色釉为少，档案记载数种造型今皆可与实物对应。本品之形制、品质诚为乾隆同类之翘首。并配有紫檀嵌银丝座。
清代前期，工艺品创作继承晚明复古精神，摹古、习古之风盛行，伴随国力日隆，国君推崇提倡，造办处所辖各种器皿作坊及景德镇御窑厂纷纷将古代青铜礼器原型，作为器形的蓝本，瓷、玉、铜、珐琅、漆、竹木、牙角等等工艺品种，均有临古铜器的佳作，此件清乾隆茶叶末釉龙耳壶为御制以瓷仿铜的具有“礼器”性质的大型宫廷陈设瓷，为17世纪仿古风中古铜器型瓷器中的典型作品。原形类似宋·王黼等著《博古图录考证》中著录的“周高克尊”。其形制特征为仿周和仿汉双耳圆壶、双耳圆尊，稍作变化，成为清早期临古兼有时代特征的佳作。本品为仿西周后期盛酒铜壶的形制，造型庄重古雅，颈饰对称双犠耳，腹部饰凸起的革带方框纹，通体施茶叶末釉，厚润静穆，品视之，愈觉韵味醇厚，怡人心扉，经久不绝，是为仿古隽品。
世人皆知，乾隆好崇古，他所做的一系列仿古瓷器，均体现了他对周礼、古代礼制的向往，作为帝王，他希冀通过传统儒家的礼来治理其疆域，将自己视为古代贤王，以礼治国。
仿古，顾名思义是指摹仿古代的事物，这里主要指摹仿古代艺术品的形式。仿古之风始于宋代，当时的文人热衷于通过古器物考证古代的典章制度且以好古来增添文房清趣，因而兴起了使用铜、瓷、玉等材质仿制古代器物的风气。这种好古的传统发展到五百多年后的清代乾隆时期更是盛极一时。乾隆皇帝自幼接受汉族传统文化教育，以儒家思想治理天下并真心地热爱古代文化，具有浓厚的慕古之情。当时国力强盛，文化事业特别是金石学的研究有很大发展，安定的社会环境给手工业生产水平的进步提供了基本保障，所有这些都为乾隆朝仿古之风的劲吹制造了条件。清宫中收藏了大量的商周青铜礼器、宋代至明代的瓷器、古代的玉器等古物，因而乾隆皇帝的鉴赏力和品味情趣得以提升并在仿古方面有所参照。皇宫里庞大的手工制造机构汇集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可以制作玉器、珐琅、竹雕、铜器等各种工艺品；而京城以外如景德镇、扬州、苏州等地也据自己所长为皇家制作物品。品质优良、工艺精湛的仿古器就这样在皇帝的授意和亲自指点下诞生了。这些器物许多造型端庄规整，图案纹饰丰富多彩，在追寻着前朝的古风古韵的同时，又能大胆创新，成为乾隆一朝留给后世的重要文化遗产。
清乾隆朝仿古之风盛行，对古风的青睐确实是这一时期宫廷工艺的突出特点，但仿古决非始于此时，宋代文人即开始好古，明中叶以后蔚成风气，清乾隆时期只是集其大成而已。其实，对于古代的追慕早就根植于传统中国文化的基因中了，不论是儒家所宣扬的西周礼制的中和之美，还是道家所倾心的远古太朴之道，认为今不如昔的退化的历史观深刻地影响着国人的观念意识。而对于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国家而言，类似情况并非绝无仅有，古代希腊人也认为历史从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向黑铁时代不断地倒退演化。而美国学者李维甚至说：“所有西方的文化，都萦绕于对先前黄金时代的回忆”。
乾隆时期宫廷仿古是工艺史仿古传统累积的结果，有其内部发展的逻辑合理性，但仿古风格能够在此时成为工艺生产的主流，并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还有着深刻的外部因素的推动，概而言之，大致有三：
一是整个社会的风尚都倾向于复古，对于仿古工艺的盛行起了决定性作用。当时古代的事物成为国人心目中敬畏和崇拜的对象，深入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直到这一时期，甚至还有很多人相信“古铜器多能辟祟，人家宜蓄之”。另外，乾隆时期知识阶层兴起了一种以文字训诂为核心、全面清理古代文献与文化的考据学风潮。考据学对古代文化的态度影响了世风，进而启发了工艺仿古。
二是政治原因。满族本为少数民族，文化积累薄弱， 为了更好地巩固统治，清朝统治者一方面采取文化弹压的手段，屡兴文字狱，使文人士大夫不敢妄言当代政治是非和社会现实问题，转而皓首穷经，将聪明才智用于古代文化的整理；另一方面统治者则有意识地把自己塑造成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整个文化传统的代表者，有“正朔”的合法继承性，并且通过国家名义组织研究和总结古代文化的工程，以宣扬“文治”的功业。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康熙与乾隆时期分别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因此国家的政策和导向促进了仿古之风的盛行。
三是统治者个人喜好的影响。高宗少年时所受的教育是以理想的帝王模式为基础的，其学习内容以正统的儒家经典、历史典籍为主。他熟读《诗》、《书》、《四子》，对《易》、《春秋》、《戴氏礼》、宋儒性理哲学都有心得，并旁及《通鉴纲目》、《史》、《汉》、八家之文等。在此过程中，他由衷地被中原高度发达的文明所濡染，真心地热爱和推行古代文化，在帝王的角色之外，极为自觉地选择了文人的角色，并以文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考据学影响了高宗，他曾经亲自撰写《五瑞五器说》、《圭瑁说》等考证文章，组织编写了《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等著录内府所藏古代铜器的著作，为宫廷工艺仿古提供了最适宜的模板。因此，当朝天子的喜好促进了仿古之风的盛行。
乾隆朝的仿古范围十分宽泛，仅以工艺品为例，既包括仿商周鼎彝，仿秦石鼓，仿汉博山炉、蚕纹璧，也包括仿汝、哥等宋代名窑瓷器，甚至还仿明永乐、宣德青花，仿成化斗彩瓷等，历代名品都是仿古的对象。不过，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则是对商周特别是西周青铜礼器的仿制。在各种工艺类别中都能找到青铜器的典型形制，如鼎、爵、尊、簋等以及青铜器的典型纹饰，如兽面纹、夔纹、回纹等经转化后所形成的构图元素，这与高宗的倡导不无关系。由于青铜礼器作为正统思想中理想的礼乐制度的集中体现，是古典美学的凝聚，故而成功地仿制这类器物，未尝不是高宗重现圣王时代的一种自矜，同时也是对他心目中宫廷工艺典范的一种探索。
类似的双耳仿古铜器造型尊，清朝初期多用于大型装饰瓷器，见青花、青釉、白釉、茶叶末釉等品种的瓷器。有：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清·康熙 天蓝釉螭耳尊”，见《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陶瓷（下）》第136页；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清·乾隆 仿古铜彩牺耳尊”，见于《中国美术全集 工艺美术编·陶瓷（下）》第209页；还有为数不少的鸠耳尊器物，茶叶末釉作品参阅2006年4月香港苏富比1523号拍品，天蓝釉作品参阅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出版的《五色琼霞—竹月堂藏元明清一道釉瓷器》第142页，第74号作品，另参阅：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2003年出版《古色—十六至十八世纪艺术的仿古风》第194页，Ⅲ（仿古与创新）-63“清 雍正时期 青瓷拱花天禄瓶”；青花鸠耳尊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下》第150页，图136，清宫旧藏“清乾隆 青花缠枝花卉纹鸠耳尊”；第109页，图95，清宫旧藏“清雍正青花缠枝莲纹鸠耳尊”；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南京博物院编著，《宫廷珍藏—中国清代官窑瓷器》第234页，原清宫旧藏的“清乾隆青花缠枝花卉纹鸠耳鹿头尊”；白釉鸠耳尊参阅《望星楼藏瓷—清代康雍乾官窑瓷器》第180页，图66，“清乾隆白釉刻花鸠耳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