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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信息

LOT号	4553	作品名称	方力钧 2002年作 2002.1.10
作者	方力钧	尺寸	399.5×175.5cm×4	创作年代	2002年作
估价	8,000,000-16,000,000	成交价	RMB 10,350,000
材质	布面油画	形制
出版《今日中国艺术家·方力钧》 P415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方力钧·编年纪事》 P348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年版《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历程1979-2009》 P302-303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年版展览 2010年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历程——民生现代美术馆开馆展民生美术馆 / 上海注此作品交接地点为中国香港，具体信息请联系保利拍卖现当代艺术部工作人员另一个同一时期出现的形象，是自穹宇天际陡然伸出的巨掌，它或者捧着满掌花朵散落；或者托、握、呵护着初生的幼婴；或者伸向更高更远的天际呼唤渴求……这个巨掌无疑是象名征着宗教宇宙更巨大神秘的超能力量，象征着人类最后一抹可贵的悲悯、真情与希望。 ——胡永芬《非实用性的艺术的实用主义》方力钧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新艺术潮流中的代表人物，他与志同道合的艺术家们共同创造了一种戏谑、幽默与荒诞艺术风格——玩世现实主义，用一种百无聊赖、泼皮幽默的方式来呈现个体真实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作为成长于八十年代的艺术家，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以及西方现代艺术的不断普及让方力钧在精神与心理上都得到了极大的解放，而“像野狗一样生存”也成为了艺术家为人，从艺的座右铭。在挣扎、困顿的现实生活的洗礼下，方力钧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观念与路径——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无所谓状态直面人生的无常与个体的脆弱。从绘画语言上看，方力钧似乎与超现实主义有着某种精神联系，即用漫无边际的想象力去呈现世界的荒诞性，并以精湛的写实技术使幻象具有真实性。然而与超现实主义的精神旨归不同的是，方力钧的作品在华丽的视觉表征之下隐含着深刻的社会批判性。方力钧用各种奇怪的符号，不合逻辑的陈列方式，以及鲜艳明亮的色彩架构起一个独特的个人精神世界。在这里，画家不是为了描绘美与和谐，而是通过象征性和隐喻性的虚拟人物与符号，去影射社会秩序给人造成的困境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九十年代的早期作品中，方力钧创造了一系列标志性的符号，如光头、云、水、游泳者等，这些符号消解了传统艺术中内在的严肃性与秩序感。就如在《打哈欠的人》中，这个滑稽可笑的形象与传统的肖像画相去甚远，而实际上却对应着当代中国人所普遍感受到的倦怠、焦虑与无力。中国近现代画家齐白石亦经常用戏谑的手法描绘人物（如《东方朔偷桃》等经典题材），方力钧与白石老人一样善于通过局部的夸张和概括性的手法去表现人物“漫画性”的一面，然而方力钧的目的并不是以此来传达一种天真、生动的生活趣味，而是透过趣味的表象引发关于人性和生命的深入思考。方力钧在千禧年前后的作品延续了九十年代时的艺术特征，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全新的视觉符号，如手、群山、鲜花等。作于2002年的四联作《2002.1.10》是千禧年之后的大型组画作品之一，这件作品呈现出极不合理的组织元素和强烈的视觉刺激，显示出方力钧在千禧年后的艺术观念的变化。四联画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在展现广阔空间的同时又能够折迭、分离，可能来源于西方教堂中的三联祭坛画，或者中国画中的四条屏形制。四联画的平面构成予人一种空间无限的强烈心理印象，并将焦点集中在一只伸出的巨手和背景的群山之间的关系上：巨手高高在上，张开的手掌中有大小不一的光头，还有片片鲜花洒向下方的云和山，这是方力钧在千禧年代初最常用的构图之一。 “手”在西方宗教绘画中的图像学含义一向非常丰富，米开朗基罗曾经在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中描绘了上帝与亚当之手接触的瞬间，以此来暗示生命的诞生。方力钧最早画手是在九十年代的游泳系列，在《1997.10.1》中，他描绘了浮出水面的双手。在《2002.1.10》中，方力钧对这个经典符号做出了重新诠释，手成为生命和创造的象征，那只捧着光头和鲜花的手正是生命的载体和创造力的来源。画中其它的视觉元素也有各自的寓意，光头代表了没有个性的、被忽略的群体；鲜花是在美好的事物背后被掩盖的谎言和欺骗——“我对花有一种偏好，花主要来自生活，这是一个教育背景的问题。从小到大，人们只给我们好看的东西，不好的东西都企图掩盖起来的。但是对我冲击最大的是在美好之下的东西”；缥缈的云象征了不确定的命运，而这些意象的组合似乎意味着只有冲破假象的屏障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在画方式上，《2002.1.10》运用了一种类似于超现实主义的方式，将细致入微的写实性描绘和奇特的想象力结合起来，画中的群山以准确的透视法画出，暗示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环境，而凭空出现的巨手又与背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显现出某种不可知的不合理性与神秘性。手的画法写实，富有立体感，但是浓艳的肉色显得颇为怪异；背景的群山有着版画的效果，明暗强烈，线条分明，与前景的手形成冷暖对比。画中的色彩均有着一种类似广告画的生硬质感，画家刻意用艳俗的、反差极大的色彩强调非生活化的感受，造成一种冷漠疏离的氛围，而这标志着他的艺术在千禧年之后向概念化和哲理化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