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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5 倪瓒 1364年作 墨竹图 立轴

墨竹图
拍品信息
LOT号 4045 作品名称 倪瓒 1364年作 墨竹图 立轴
作者 倪瓒 尺寸 66.5×32cm 创作年代 1364年作
估价 咨询价 成交价 RMB 63,250,000
材质 水墨纸本 形制 立轴
出版：
1.《古画大观》，第三集，上海国华书局，1922年。
2.《大风堂名迹》，第一集，大风堂，1947年。

著录：
1.《清秘阁集》，卷八，倪瓒，见《清秘阁集》265页，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
2.《穰梨馆过眼续录》，卷三，陆心源，见《中国书画全书》卷18，759及777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
3.《大风堂藏书画展览目次》，四川美术协会，1946年。
4.《历代著录画目》，206页，福开森，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
5.《倪瓒画之著录及其伪作》，容庚，1944年，载《岭南学报》第八卷第二期。
6.《倪瓒作品编年》，65页，朱仲岳，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
7.《中国名家全集：倪瓒》，132页，盛东涛，200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
题签：倪云林墨竹精品。静寄轩宝藏。戊子重九，武曾书签。
题识：隐士江阴许士雍，钿山湖里泊烟蓬；秋来鲈鲙莼羹美，亦欲东乘万里风。从善道契过笠泽，以士雍高士此纸求写竹枝，画已并赋绝句奉赠。甲辰（1364） 八月廿一日，倪瓒。
题跋：
1.迂翁性狷介，品高逸，画亦如其人，生平所作山水多不着色，竹石小景悉以天真古淡为宗。此幅古劲之中觉生趣拂拂发于毫端，真堪与仲圭竞美，渭川淇澳风致，数百年余，宛然在目，何多幸也。道光丁酉（1837）， 芸圃水部出此示观于皆山草堂，因识眼福，并缔墨缘，梁章巨。钤印：章巨
2.猗猗千个稿先成，久贮胸中蕴逸情。清閟阁前闲试墨，绝怜幽翠影交横。梢如碧玉势参天，洒脱如兹韵若仙。我辄披图涤尘想，潇潇疑欲引风泉。茝林又题。钤印：梁章巨印
展览：“大风堂藏书画展览”，四川美术协会主办，成都祠堂街美术协会，1946年4月17至26日。
说明：1.《墨竹图》题签者为沙彦楷。沙彦楷（1875-1970)，字武曾，又作伯躬，晚年更名客，回族，江苏省宜兴市周铁桥人。民盟中央委员，中国现代法学家、社会活动家，穆斯林知名人士。曾与沈钧儒在上海创办律师事务所。其签条所书上款“静寄轩”即为刘靖基斋号。
2.参考资料《江阴县志》，卷二十四，乾隆九年（1744），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本。
递藏脉络：王 掞（1645-1728）：鉴藏印“王掞私印”；
刘 恕（1759-1816）：鉴藏印“蓉峰”；
吴荣光（1773-1843）：鉴藏印“南海吴荣光书画之印”；
李秉绶（1783-1842）：据梁章巨题跋；
潘仕成（1804-1873）：鉴藏印“德翁秘籍赏心之品”“天响琴斋”；
陆心源（1838-1894）：《穰梨馆过眼续录》著录；
陆树声（1882-1933）：鉴藏印“陆树声鉴赏章”“陆氏叔同眼福”
“归安陆树声收藏金石书画印”“穰梨馆主”；
张善孖（1882-1940）：鉴藏印“善孖心赏”；
张大千（1899-1983）：鉴藏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别时容易”
“大千好梦”“球图宝骨肉情”“不负古人告后人”；
刘靖基（1902-1997）：本作由刘靖基后人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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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竹》杂说
──倪瓒《墨竹图》赏析
倪瓒《墨竹》图轴，罗纹纸本，墨笔写新篁一枝，并自题：
隐士江阴许士雍，钿山湖里泊烟蓬。
秋来鲈鲙莼羹美，亦欲东乘万里风。
从善道契过笠泽，以士雍高士此纸求写竹枝，画已并赋绝句奉赠。甲辰（1364）八月廿一日，倪瓒。
题画诗收入《清秘阁集》，文句稍异。《清秘阁集》载：
从善道契过笠泽，以士雍高士此纸求写竹枝，画已并赋。
隐士河阴半亩宫，钿山湖里泊烟篷。
秋来鲈鲙莼羹美，亦欲东乘万里风。
核对本幅《墨竹》与《清秘阁集》，除题画诗稍有差异，关于“从善道契过笠泽，以士雍高士此纸求写竹枝”的记述完全一致，其中涉及“许士雍”“从善道契”二人，就此杂说一二。
隐士江阴许士雍
许士雍人名冷僻，相关文献稀少。《明诗纪事》甲签卷十二收录讲学先驱王嘉会一诗：
《题许士雍紫翠丹房》
杨子江头紫翠峰，移家会住白云中。
新居今兴湖山近，拟览刀圭访葛洪。
倪瓒的挚友，画家张宣也曾赋诗赠许士雍，载《青旸集》卷四：
《题许士雍翠紫丹房》
许卿妙丹法，乃自至人授。山房吐神光，紫翠腾白昼。
七返身已轻，九转功尤就。气升龙虎交，炉存坎离媾。
心游太极先，学究羲轩后。久服令人仙，既服令人寿。
绵绵中夜存，一气充宇宙。奚必注参同，何须问勾漏。
求之非有方，炼之亦无候。金景如可攀，吾将一来扣。
通过王嘉会、张宣的诗文，大致可以勾勒出许士雍道法高超的炼丹术士形象，这与《墨竹》题画诗中“钿山湖里泊烟蓬”“亦欲东乘万里风”的意象吻合。
翻看书画著录，可以发现许士雍曾收藏过另一件倪瓒作品即《溪亭山色》，汪砢玉《珊瑚网》载：
又，溪亭山色。款下丁未五月，东海倪瓒画。
石滑岩前雨，泉香树梢风。江山无限景，都聚一亭中。

张宣为士雍题。
为许士雍题画的张宣正是前述《青旸集》的作者。张宣，字藻仲，江阴人，元末诗人张端之子。七岁能诗，是元末明初名盛一时的才子，被朱元璋呼为“小秀才”，协助宋濂续修《元史》。张宣自幼随父亲同倪瓒交往，谈诗论画，成为艺术上的知音，留下了丰富的文献史料。张宣为许士雍题写的诗句足以看出他对倪瓒绘画中空灵、解脱的哲学意味有着深刻感悟。
综上，张宣是画家倪瓒的挚友和艺术知音，也与道士许士雍相熟，对翠紫丹房的丹药评价颇高。许士雍喜爱倪瓒作品，多有收藏，也会请张宣为自己的藏品题诗。

从善道契
“从善道契”即萧登。萧登声名不显，为数不多的记录皆极简略。《佩文斋书画谱》（四库全书本）卷三十九载：
萧登。道士萧登，字从善，工隶书。
翻检《清秘阁集》，除前述“以士雍高士此纸求写竹枝”一则，另有一诗记录了倪瓒与萧登的诗文交谊：
萧从善集其师外史张君诗赋赠。
葛翁台上翻经处，陆子泉头试茗时。
石记只留金菌阁，宫铭犹树玉律池。
晚探风雅还心醉，谩说曹刘是我师。
麟角凤毛勤采拾，却愁雷电取无遗。
其中“外史张君”即倪瓒的挚友，元代文学家及书画家张雨。关于倪瓒与张雨的交游，学界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此不赘述。萧登师从张雨，通过师生关系与倪瓒产生了更多关联。
吉林博物馆藏有《行书跋张雨诗》册（19开），（载《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卷16，编号“吉1-010”），同时涵括倪瓒和萧登二人题跋。
倪跋计有二段，其一：
壬子正月五日过东娄，十日耕学先生出以示仆，乃知贞居之与耕学交好之情若此也。倪瓒览。
其二：
贞居真人诗文字画皆为本朝道品第一，虽获片楮只字犹为世人宝藏……倪瓉题，壬子初月八日。
萧登作跋一则：
至正壬寅秋八月十又八日，海虞缪贞、呉郡余大亨、昆山顾元臣同观。弟子萧登拜题。
值得注意的是，“贞居真人诗文字画皆为本朝道品第一”一句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倪瓒的美学主张，也可以佐证倪瓒和张雨的交情，故而流传甚广，成为重要的学术资料。另，《行书跋张雨诗》册后萧登的题跋由隶书写就，颇不俗，与《佩文斋书画谱》中“工隶书”的记录吻合。
无独有偶，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载有《朱阳馆主与良常诗翰》，亦可作证倪萧二人的交往：
……比附萧从善一书往曾达否。瓒，廿五日，谨空。
透过以上举例不难看出，倪瓒、张雨、萧登及太湖地区的诸多文人已然形成较为密切的文化圈。萧登代友人向倪瓒求画，自是情理之中。
此外，《墨竹》题识中，“过笠泽”与倪瓒行迹吻合无误；“此纸”则是一张质地光滑细密的罗纹纸。
综合以上，大致还原出本幅《墨竹》的创作背景：道士许士雍法术高超，精于炼丹，对倪瓒作品喜爱有加，遂自备佳纸，通过萧登向倪瓒求画。许士雍更会请画家的挚友张宣品赏题跋自己的收藏，使自己的藏画具有更丰沛的意义和价值。

聊以自娱耳
以上粗略介绍了《墨竹》的创作背景，以下从绘画风格和画学理论两个角度叙说一二。
傅申先生曾撰文《倪瓒和元代墨竹》，从美国佛利尔美术馆所藏的倪瓒墨竹斗方册页入手，论述了倪瓒墨竹的风格和他所关注的宋、金、元三代画竹名手，进而将其画风归结到他的绘画观（即两段著名的画跋），认为倪瓒是元代文人画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他将文人作书之余的笔墨遣兴更往前推进了一步。
根据傅申先生的研究结论，世界范围内，博物馆收藏的倪瓒墨竹真迹共五件：
①《墨竹图》，册页之一开，佛利尔美术馆藏；
②《画竹图》（又名《晴梢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③《竹枝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④《修竹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⑤《竹叶图》，册页之一开，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以上五件，虽有形制之异，但在章法上，全是从左下角出竿、生枝、着叶，作自然优美的弧形，弯向右上角。在笔墨风格上，各幅竹竿都很纤细，每节很长，起笔重，收笔细，竹节间大多不留空隙，这是倪瓒墨竹异于他人的个人面貌。
持本《墨竹》与以上五件真迹相较，其谋篇布局、运笔落墨皆具有高度一致的个人风格。其中，台北故宫收藏的《修竹图》与本《墨竹》同为竖幅立轴，尺寸接近（修竹图51*34.5cm，本作66.5*32cm），故而面貌最为近似，足以相互佐证。
墨竹向来是文人墨戏所偏爱的题材，至元代，一时书画家或直接或间接受到赵孟俯画学理论影响，以书法用笔入画，向文人情趣发展。宋代工致细腻的院体花鸟趋于消沈，而借物抒情、画风清雅的水墨写意勃然而兴，显示出审美趣味的巨大变化。在诸多写竹名家中，倪瓒达到了最为简省抽象、惜墨如金的境界，这与他的画学理论不无关联。
倪瓒甚少论画，但在他的画跋中有一则脍炙人口的写竹自述，最能代表文人画的精神：
以中每爱余画竹。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兴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辩其为竹，真没奈览者何。
（题《为以中画疏竹图轴》）
与此论相发明印证者，又有：
仆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
（《答张藻仲书》）
基于“自娱”的美学主张，倪瓒写竹随性洒脱，不斤斤于形象肖似，更多着眼于笔墨韵味，具有抽象的书写美感，呈现出元代诸多写竹名家中最为别致的个人面貌。

从王掞至刘靖基
古代书画讲求流传有绪，文渊阁大学士王掞是本幅《墨竹》已知的第一位收藏者，其后三百年间，庋藏者非富即贵，至少有如下十余人：
王 掞（1645-1728）：鉴藏印“王掞私印”；
刘 恕（1759-1816）：鉴藏印“蓉峰”；
吴荣光（1773-1843）：鉴藏印“南海吴荣光书画之印”；
李秉绶（1783-1842）：据梁章巨题跋；
潘仕成（1804-1873）：鉴藏印“德翁秘籍赏心之品”“天响琴斋”；
陆心源（1838-1894）：《穰梨馆过眼续录》著录；
陆树声（1882-1933）：鉴藏印“陆树声鉴赏章”“陆氏叔同眼福”
“归安陆树声收藏金石书画印”“穰梨馆主”；
张善孖（1882-1940）：鉴藏印“善孖心赏”；
张大千（1899-1983）：鉴藏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别时容易”
“大千好梦”“球图宝骨肉情”“不负古人告后人”；
刘靖基（1902-1997）：本作由刘靖基后人释出。

王掞（1645-1728）
王掞的书画收藏要从其家族收藏说起。
王掞的曾祖父王锡爵（1534-1614）、祖父王衡（1561-1609）皆热衷书画收藏。父亲王时敏（1592-1680）更直接自董其昌处购入大量藏品，“余家所藏宋元名迹，得之京师者十之四，得之董文敏者十之六”，使得家族收藏在王时敏一辈达到顶峰。“烟客先生收藏冠海内”，客观而言，明末清初之际，王时敏家族俨然成为江南书画收藏的聚散枢纽之一。至1662年前后，因赋役加剧，王氏不得不陆续散出藏品以维持状况，这一局面约略持续至1671年，前后十载。1680年王时敏去世，尚未散去的藏品，一部分归次子王揆（1619-1696），大部分则归八子王掞所有，或许是考虑到王掞为诸子中仕途最坦且酷好书画者，易于世守的缘故。
划归王掞的收藏中，尚有杨凝式《韭花帖》卷、赵孟俯《人骑图》卷、王蒙《丹台春晓图》轴等煊赫巨制。
值得注意的是，王掞1670年中进士，得以结交京城书画鉴藏大家，从一定程度上扩充了家族收藏。基于凌利中先生的研究，可以确定的经由王掞鉴藏的馆藏名作至少26件，（参见：凌利中《阀阅江南第一家：娄东画派研究三则》），历年拍场也频频出现王掞藏品，皆具备良好的品质，本幅《墨竹》当是其中至精之品。
刘恕（1759-1816）
吴人刘恕藏画丰富，拍场所见不少，惜未见书画著录，无从核查。刘恕以后，《墨竹》流入粤籍鉴藏家之手。实际上刘恕也曾在广西做官。
吴荣光（1773-1843）
乾隆中后期，东南沿海一带大规模发展对外通商，广东十三洋行的粤商得到官方默许垄断若干市场，使得19世纪的两广地区突然成为中国南方最大的经济中心，一批粤籍富商迅速建立起数量可观的书画收藏。两广地区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私人书画收藏的集散地。
这些粤籍藏家交易密集，出手阔绰，为考证流传带来相当的麻烦。目前尚无法确知他们收藏《墨竹》的先后顺序，暂且按照生卒先后排序，作粗浅说明。
吴荣光，著《辛丑销夏记》，未录《墨竹》。吴荣光的收藏体系建立于嘉庆时期，起步较早，直接影响了两广地区殷商巨子，例如《墨竹》的下一任藏家，粤商李秉绶。
现藏南京博物院的沈周名作《东庄图》册是吴荣光的藏品，在以下一段时期里，《墨竹》与《东庄图》具有近似的流传经历，不妨一并说说。

李秉绶（1783-1842）、梁章巨（1775-1849）
寄居桂林的临川李氏是粤西最有影响的家族之一。自李秉绶的父亲李宜民（字丹臣，1704-1798）雍正年间以“李念德”为商号开创盐业，逐渐成为两广地区盐商之翘楚，至1842年李秉绶去世，李氏家族在两广地区兴盛凡百余年，富甲一时。
李秉绶幼年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通过“捐纳制度”于1804年前后赋京履职，直至1814年辞官养亲，前后十载。李秉绶的辞官表明他于做官一途并没有太多兴趣。时人记载他“性豪迈，重交游……啸傲林间以为乐”“家藏故多名绘，然遇佳本益购之，唯恐或失。所至搜访画士，虚怀咨询，凡精一艺擅片长者，皆与缔交”（蒋宝龄《墨林今话》卷十五）。又“工部君故素豪迈，散金结客，座上常满舆马，冠盖相望。”（李宗瀚《静娱室偶存稿》卷首）。
居京时期，李秉绶广交书画鉴藏名家，《墨竹》和《东庄图》的前任藏家吴荣光便是其中之一。吴荣光《石云山人集》卷八载有一事：
李芝龄太史宗昉偕友游陶然亭，饮于李芸甫水部秉绶斋联句，余未与会，芸甫补图属题：放浪无俗士，执维有空谷。招邀水部家，杯觞婪尾续。主宾履既洽，醉舞巾乱扑。文章金马豪，意气玉山簇。快君奋笔前，横扫墨痕宿。春色多于人，一一入诗腹。
基于这种诗酒交谊，更凭借雄厚的财力，李秉绶自吴荣光处购入若干书画典籍。入藏《墨竹》和《东庄图》或许正是这一时期。
1814年，李秉绶辞职归乡，接手家族盐业，并继续保持着极大的收藏热情。李秉绶与梁章巨交善，主要在此后一段时期。据梁章巨三子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初编》卷二：“余随任桂林，与水部郎中李云圃先生秉绶过从最密”。在桂林期间，梁章巨屡屡觞咏李家，来往密集。
张维屏（1780-1859）《桂游日记》卷二载有一诗，记录了李秉绶、梁章巨某次诗酒雅集：
良辰兼韵事，虹月起中间（原注：是日畅观墨宝）。趣洽烟云际，神游董巨班。墨绿新欲结，眼福许将还（原注：时将唐拓《云麾碑》及沈石田《东庄图》带回细阅）。不有赏心处，谁知边吏闲。
诗中提到将《东庄图》借回赏玩，检看《东庄图》，确有梁跋一段：
道光丁酉（1837），芸圃水部招游皆山草堂，获观此册，因识眼福且谛墨缘。福州梁章巨。
对比《墨竹》上梁章巨的第一段题跋：
道光丁酉（1837） 芸圃水部出此示观于皆山草堂，因识眼福，并缔墨缘，梁章巨。
两跋如出一辙，应当可以说明，在李秉绶、梁章巨的某次雅集中，同时欣赏了得自吴荣光的《墨竹》和《东庄图》。或许，正如梁章巨将《东庄图》借回细阅，他也曾将《墨竹》带回自己居所，乘兴赋得“猗猗千个稿先成”一诗，书于裱边。
至此，大致可以勾画出一幕诗酒雅集的场景：李秉绶、梁章巨等人交情匪浅，1837年某日，李秉绶于皆山草堂宴请宾朋，品赏题咏所藏古书画名品，梁章巨欣然为《墨竹》和《东庄图》作跋，然爱不释手，复将名作借回寓所细看。张维屏更赋诗助兴，并将此次雅集写入日记。

潘仕成（1804-1873）
李秉绶、梁章巨鉴藏题咏过《墨竹》和《东庄图》后，两件名迹辗转流入粤商潘仕成之手。
潘仕成，字德畬，祖籍福建，世居广州，是晚清享誉朝野的红顶商人，与族侄潘正炜同以经营对外贸易而暴发巨富。潘氏祖先以盐务起家，潘仕成继承家业后更拓展洋务，成为广州十三行的巨贾。潘仕成一生主要在广州度过，既经商又从政，既好古也学洋，既是慷慨的慈善家，又是博古通今的古玩、字画收藏家，他还出资自行研制水雷，从国外引进牛痘，获得官员和民众的普遍赞誉。
事业最盛时，斥巨资筑“海山仙馆”，广交高官显贵、名流巨子和海外洋人，故而名传朝野，屡得圣旨嘉奖，赢得“名流争相延访，筹饷、筹防大吏深倚之”的赞扬。潘仕成孜孜不倦收藏古籍、文献、书画、古帖、金石等历史文物，有“粤东第一”之称，其中以黄庭坚《砥柱铭》卷最为著名。
《墨竹》和《东庄图》之所以流入潘仕成手，除收藏兴趣使然，或许还有深层原因。
1824年，李秉绶家族涉“粤西盐商案”，震动朝野，虽然凭借阮元庇护暂时渡过难关，但一个庞大商业帝国的基石正悄然分裂。1830以后，李氏的盐业生意逐年下滑，“运本渐形支绌，存引积压，转运无资”，又“借得运本十二万两，全赖借贷运本以资措办”。1842年李秉绶过世。1847年，清廷特旨潘仕成（时年43岁）为两广盐运使。潘氏表面上他对清廷的任命表示不受，“以本籍人监司本籍，旷典也，仕成不敢当，禀大吏固辞”，但以商名“潘继兴”，从李秉绶后人手中获取了广西临全埠商的经营权。至此，李秉绶家族淡出盐商行列，而潘仕成则坐上了两广地区盐商头把交椅。
资本的转移致使书画收藏的流传。《墨竹》和《东庄图》或许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流入潘仕成的海山仙馆。
潘仕成一生显赫，无奈晚年横遭变故，因盐务亏累而获罪。所藏书画典籍收藏亦逐渐流散。1871年，潘仕成将《佩文韵府》木刻版抵押给山西票号以维持状况。1873年，潘氏引以为豪的海山仙馆被查抄，以不足四万两白银低价拍卖。不久潘氏去世。
作为晚清享誉朝野的官商巨贾，潘仕成一生的成就异常显赫，非普通官商可比，然而《清史稿》《清史列传》等官方文献均未录入其人，仅有《番禺县志续志》（宣统）及《广州府志》（光绪）有其本传，却失之简略，且多有自相矛盾处。此间原委，难以揣测。

陆心源（1838-1894）、陆树声（1882-1933）
潘仕成之后，《墨竹》辗转流入藏书家陆心源、陆树声父子之手。
陆心源以收藏宋版图书最称著名，筑“皕宋楼”，与瞿氏“铁琴铜剑楼”、丁氏“八千卷楼”、杨氏“海源阁”并称晚清四大藏书楼。此外，陆心源书画收藏亦富，著《穰梨馆过眼录》，本幅《墨竹》收入其中，文献与作品吻合无误。另，本季“百代标程”专场的夏㫤墨竹卷同为陆心源旧藏，钤打了相同几枚鉴藏印，可供参考。
20世纪初，珂罗版印刷逐渐兴起，《墨竹》被《古画大观（第三集）》刊印，标记为“吴兴陆叔同氏珍藏”。此时，张大千诸鉴藏印尚无。

张善孖（1882-1940）、张大千（1899-1986）
1943年冬自敦煌返回后，张大千“命门人子侄辈，记其尺寸题咏，序为目录，聊以志平生好慕，一时之会合”，编成《大风堂书画录》。自1944年开始的几年间，张大千在成都、上海等地举办巡回展览，内容丰富，涵括古书画收藏、书画创作、摹敦煌壁画，凡此种种。1946年的《大风堂藏书画展览目次》中，本幅《墨竹》赫然在列，记为“倪高士墨竹”。
展览同期刊印图册，记有《大风堂名迹（第一集）》《大千居士近作（第一集）》《西康游屐》等，皆由李秋君于1947年题写目录，且具有统一的排版样式。《墨竹》出版于《大风堂名迹（第一集）》，藏印累累，足见郑重。
此种《大风堂名迹（第一集）》虽名为“第一”，实际上是一本独立的图册，并无续集，与今人较为熟悉的《大风堂名迹》（共四集，1955-1956年，东京便利堂）是不同的图册。

刘靖基（1902-1997）
20世纪20年代，刘靖基受聘常州大成纺织厂经理，薪水丰厚，其书画收藏大致开始于这一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刘靖基任全国政协委员，继续拓展其书画收藏。1967年夏，刘靖基的一部分书画藏品经钟银兰先生点校，移交上海博物馆，后落实政策退还。其后刘靖基向上海博物馆捐赠40件古书画，以张即之行书《待漏院记卷》、王蒙、倪瓒各一最称重要。
本次上拍之《墨竹》由刘靖基后人释出。自王掞至刘靖基，《墨竹》流传有序，多有文献佐证，况品相如新，装裱亦精，甚为难得。

耦庵经眼
此外，《墨竹》上尚有“耦庵经眼”“吉见”两枚鉴藏印不知归属何人。
“耦庵经眼”一印，《古画大观》无，《大风堂名迹》有。翻检《大风堂书画录》，其中《雪个并世双英》右下角钤有“耦庵经眼”印。同书著录的《金冬心分书》虽未记载耦庵事，但审看原作，知右下角有同一枚“耦庵经眼”印。在大风堂其他藏品中，亦有钤盖此方“耦庵经眼”者。从本幅《墨竹》耦庵钤印位置来看，耦庵应当是陆树声之后的收藏者，即陆树声、耦庵、张大千的先后顺序。据此种种迹象看来，张大千很可能从耦庵处购入藏品若干，另有一种可能，耦庵是大千非常亲近的朋友。待考。
以上粗略交代了本件倪瓒《墨竹》的一些情况。短文得益于傅申先生、凌利中先生等前辈的研究结论，并参考了有关两广地区盐商的研究结果，更得到友朋诸多指教。宋元书画存量稀少，现身拍场者更属凤毛麟角，愿观者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