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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5 清雍正十三年(1735)作 清 高凤翰自制 赠子澄泥瓶砚

清 高凤翰自制 赠子澄泥瓶砚
拍品信息
LOT号 5055 作品名称 清雍正十三年(1735)作 清 高凤翰自制 赠子澄泥瓶砚
作者 -- 尺寸 长12.4cm;宽11.5cm;高4cm;重1174g 创作年代 清雍正十三年(1735)作
估价 800,000-1,200,000 成交价 RMB 920,000
出版
《砚史》高凤翰着,道光复刻拓本。
《高凤翰砚史》(东京:二玄社,高凤翰着,洼田一郎解题释文,1989)。
《高凤翰砚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高凤翰着,据童衍方藏本影印本,1995)。
《砚史笺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高凤翰撰制;田涛,崔士篪释文,2011)第四十七。

释文
「缾研。用以手,守以口。乙卯。」(1735)
「澄泥。付汝魁。西园手制。」刻铭并款识

高凤翰手制澄泥「瓶研」鉴赏
高师之 高凤翰学会副会长《高凤翰全集》主编
高凤翰(1683〜1749),字西园,号南村,晚号南阜山人,别号甚多。山东胶州南三里河村人。「扬州八怪」之一(清凌霞《扬州八怪歌》),清初著名书画家、诗人、印人,制砚大家。晚年集刻砚拓片成《砚史》四巨册,传美艺坛。其平生蓄砚逾千方,日常摩弄把玩,赋诗铭辞,手自镌刻,甚至手自拓片、装册,有时装册后,又在拓片旁边再赋诗拟辞,再题跋题识,诗文书画印,内容包罗万象,《砚史》就是这些拓片经高凤翰自己挑选后分次辑成的。
高凤翰手制澄泥「瓶研」,长12.4cm,宽11.5cm,厚4cm,重1174g,澄泥质,色泽赭黄,包浆老气,是一方典型的鳝鱼黄澄泥砚。其砚底铭文刻「瓶研。用以手,守以口。」篆书,署年款「乙卯」行书。其砚面墨堂内左下侧,阴刻「付汝魁」行草书;右侧墨堂外,顺坡势阴刻「澄泥」小楷书。其砚侧前头,阴刻「西园手制」隶书。乙卯,为清雍正十三年(1735)。此时高凤翰任扬州盐运使司泰州坝监掣官。
可以说,该砚是传世高凤翰手制砚台的经典之作。经查高凤翰《砚史》摹本,该砚的拓片摹刻图,载第四十七(图2),与「汝琥砚」、「汝淀砚」同装一页。
瓶砚受者「汝魁」,即高凤翰次子高汝魁,又名高汝奎,字慕阳,生于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到刻这方砚台的雍正十三年乙卯,高汝魁整20岁,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冠而字」的年龄,在古人要有成人礼,留发着冠,可以到社会上交往办事了,老师或长辈要在其「名」之外赐「字」,有的还要赠其书画礼物或箴言,以诫勉鼓励其将来行为。高汝魁也是这样,是年始字「慕阳」,显然这是高凤翰所赐。那么,在赐字的同时,赐给儿子一方砚台,励其攻读诗书,也是很自然的事。赐砚的铭文,正有规箴深意,而且针对性极强。
瓶砚的格式,在古人用砚中是一种常见格式,一般取「平安」二字意。高凤翰诗书画印创作不主故常,时出新意别意,刻砚也是这样。这方瓶砚不寓「平安」之意,而是寓「守口如瓶」意,所谓谨言慎行,如履薄冰。所以在砚底「瓶研」二字之下,加刻铭辞六字:「用以手,守以口。」一句话,就是要多做少说。为什么要赠儿子这六字?读《砚史》摹本第四十七的拓片下侧小识:「魁儿性多率易,不知慎口,作此戒之。」真可谓知子莫如父!
与瓶砚装入一页的,还有两方砚铭。一是汝琥砚铭:「习艺宜古,用俾汝琥。」二是汝淀砚铭:「巺学宜渐,用俾汝淀。」两拓片左侧高凤翰又分别小识:「汝琥侄性巧喜艺,铭以此。」、「汝淀侄性躁,铭以此。」针对三张拓片又总识一句:「各就所病砭之。」高汝琥和高汝淀均为高凤翰本家侄,与高汝魁为堂兄弟,所以三人的砚铭拓片同装一页,寓「一堂兄弟」意,作为长辈的高凤翰确有教导指引之责。
关于高凤翰《砚史》四册的成书及其流传、摹刻过程,大致经过如下:
大约从雍正十年(1732)开始,时年50岁的高凤翰即有将历年所手制铭刻的砚拓辑成一集的想法,不久着手整理。直到乾隆三年(1738)戊午秋八月,病废滞留苏州的高凤翰才完成《砚史》的编辑。之前的七月,高凤翰打算回山东胶州老家,将自己最爱的「宝月轮砚」(图3、图4、图5)送给知己朋友、扬州大盐商马曰管。乾隆六年(1741),回到胶州的高凤翰也把《砚史》带到了胶州。乾隆十三年(1749)高凤翰病逝后,《砚史》留于家中。到道光十八年(1838),收藏家王相(号惜庵)渴慕《砚史》,当通过曲折关系看到这部巨册后,叹为观止,决定出资摹刻,以便拓印流传,就请有摹刻绝技的太仓王曰申(字子若)摹刻上石。王曰申用近三年时间,才摹刻了50石,积劳成疾而逝。之后王相又请书画篆刻家吴熙载主持用枣木摹刻其余,终于在高凤翰逝世100年的道光二十九年(1849)全部完成,艺坛为之震动。之后,《砚史》原本亡佚,《砚史》摹本成为下真迹一等的巨著,为艺林所宝。而《砚史》中所载原砚,经过近三百年的风雨硝烟,已稀如星凤矣。
据本人研究统计,目前这批原砚存世者仅有十几方。《高凤翰全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收录7方。不意当年这方高凤翰创作高峰时期的「瓶研」竟尚在人间。
关于高凤翰手制铭刻澄泥砚事,王相的外甥钱侍辰有《砚史年谱》记之甚详。而其制砚铭砚的创作高峰,正是高凤翰时任泰州坝监掣官的雍正十一年(1733)底至乾隆二年(1737)五月病废去官,期间仅仅三年时间,高凤翰创作了大量的诗文、书画、篆刻、刻砚作品。尤其是制砚铭砚,泰州出产的上好澄泥,成为他刻砚的最得力材料。据《砚史年谱》载:
雍正十三年,乙卯,公年五十三岁。元日铭吏人研、墨海研。春日铭卧狮研。正月铭青州红丝研。二月铭北堂传宝研、泉研。清明制半截古瓦研。三月二十九日制魁杓研、得一道人介寿研。初夏制文辟鸿蒙研。四月制蕉窝研、朱蝠研。闰四月制紫霞云锦研、春草分辉研。六月二十八日制邗沟紫铁研。七夕制小支机石研。又制紫屏雀尾研、水窝云窟研、五云光研、银丝界碧研、大瀛海研、岱研、乌玉楔研、佩绶研、汉影横清研、囊研、叔陶研、砧研、瓶研、汝琥研、汝淀研、脉望研、节研、山河影研、古断瓦研、荔亭用研、霞髓研、照书火研、文海研、冷玉研、古调自弹研、半瓦研、伛偻研、药臼石孙研、小蕉窝研、树滋道人研、轮老学长研、三台岩研、碧润秋荷研、紫玉盘中碧玉荷研、通州澄泥研、秦玺研、五云多处是三台研、丹鼎研、天池研、火土氤氲研、玉堂柱石研、夔龙池研、云膏研、纁锦研。
按,通泰故产澄泥,公适视坝事,故得取材宏富。数年内所制之研,澄泥十居八九,殆天之玉成此举也。然何以挫抑之,使之不竟其志也?岂故留此缺陷,以待后人之追忆耶?噫!
只「乙卯」一年,刻砚就达60方。可以说,之后为高凤翰自己以及后人所啧啧称道的刻砚精品,几乎全部创作于此年。当然包括这方「瓶研」。
「瓶研」的价值所在,不仅在其为高凤翰铭刻原砚的存世稀少,也不仅在其为高凤翰次子所曾拥有,更不仅在其材质为澄泥品第最高者鳝鱼黄,还在于这是一方高凤翰创作高峰期手制亲铭作品的标准器。从其选掇砚材,到相势成古拙的瓶形,到因瓶造意,到拟铭辞,到行、草、篆、隶、楷的题字布局,到镌刻用刀,其于巴掌大小的砚石,周身满注文化符号,而且没有遮蔽一点材质之美,尤耐读者把玩品味、浮想联翩。作者真可谓煞费苦心、苦心孤诣了。以笔者粗浅经验揣测,这方砚台应该不是一次创作完成的。
首先,作者要对澄泥制砚材料绝对熟稔。这是创作的第一步,曰「选材」。正如上文所引钱侍辰言,泰州地区河网沟汊密布,素产上等澄泥,而澄泥中,又以鳝鱼黄为上品。高凤翰品题砚材尤其偏好鳝鱼黄,如他所题陆游「老学庵澄泥砚」(参见《砚史》摹本第五)拓片曰:「砚有『老学庵』刻字,又有『文府』葫芦印,当是放翁所遗,径入内府者。古落如断碑蛀蚀,背作鳝鱼黄,苍点黟黑,细碎如喷墨,尤可爱也。」其中所描述的「背作鳝鱼黄,苍点黟黑,细碎如喷墨」,对比该「瓶研」背部色彩纹理,二砚简直若出一炉。高凤翰关于澄泥鳝鱼黄材质的描述评断还见于其多处题识,兹不赘论。
其次是作者对古砚制制的认识把握与因材施艺的创作工夫。这是创作的第二步,曰「造形」。多数研究者把制砚归于工艺美术范畴,因为这中间确有刻削琢磨的细腻工夫在,而高凤翰的制砚艺术却颠覆了这种「工艺」,他是将砚材作为大写意雕刻来进行创作的,粗朴自然,浑成老到。该「瓶研」即这种「工艺」思想的完美体现,其整体形象有两汉上古之风,颇令人联想到汉碑碣摩崖等,甚至隐约感受到霍去病墓前石马那种大气粗拙的气质。兹处亦暂不备说。
再次,是作者诗词文章造语的非凡才识与功力。这是创作的第三步,曰「品藻」。高凤翰的文化才能,除诗词歌赋文章之外,尤其善于撰铭拟辞。其《南阜山人全集》中,专门有《南村杂集别存》,载其所撰赞颂铭辞一百余篇,这种文学体裁介于诗歌与古文之间,或列于韵文系列,其历史最早,如汤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形式极古雅可诵。高凤翰所撰铭辞,直追上古,寓意深邃古奥,韵节玲珑跳荡,耐人玩味。该「瓶研」铭辞仅六字,节奏干净利落,琅琅上口,字字走心,规箴有力。可与这则铭辞相比照的,还有作者两年后病废右手不久所书的《醉墨册》载「瓶砚铭」(图6):「墨之城,口之瓶,砚之铭。」虽然是铭的另外一方瓶砚,其寓意则一致,都是说的「慎口」。
第四步则是谋划布局,书字镌刻。曰「镌勒」。该砚作者动刀镌勒共四处,砚头、砚背、墨堂、砚侧各一处。高凤翰制成该砚后,最先铭识作者「西园手制」,以郑谷口一路的曹全碑体,这是高凤翰从早年到病废右手前最拿手的书体,该四字布置于此梯形砚头,有如摩崖题刻,大小宽窄,上下左右,借势布形,舒展浪漫,天成古趣。然后拟定铭辞,在砚背以摹印篆字体,镌刻砚名和六字铭辞,这两组文字,极似两方阴文汉印,而组合自然,略无龃龉,此尤可见高凤翰篆刻的基本功底。据有关史料记载,高凤翰在泰州为官期间,与其妹夫匡继武、同乡李世佐,以及其女婿张克让、侄子高汝澥等,摹刻了大量汉印,凡经考察过这批印蜕的,无不叹服其篆刻基本功的深厚扎实,以此功夫镌刻砚铭,自然绰绰有余。篆书铭辞之右侧,以行草署年款「乙卯」。高凤翰书画篆刻刻砚等创作,很注意署书年款,以备后人考察,有时甚至年、月、日、时、刻都注得明明白白,这方砚台也不例外。到此,这方砚台的「工程」基本完成。之后不久,也许是儿子高汝魁生日,也许是个什么重要日子,考虑到汝魁性格,好多说话,不知「慎口」,此是涉世大忌,遂借此「瓶研」,予以规箴。但镌刻受砚者名字,似乎再无闲地,遂在砚堂左侧,墨杵磨不到的边缘略凸处,以行草书刻「付汝魁」三字,行草书的变化随形造势,正适合这处逼仄的方寸之地。由此,这方砚台的制者、年份、授者、受者,均予体现。当年汝魁骤得此砚,定当视若珍宝。
再后,高凤翰要编辑《砚史》,而此砚墨拓无法体现砚质,遂在该砚墨堂右外侧的陂陀处,以小楷书镌刻「澄泥」二字。至此,该砚全部完成。正面、背面、砚头、砚尾、砚侧等,各面依次拓片。高凤翰于拓片工艺研究亦深,重要作品均手自传拓,摸索出了干拓法、湿拓法、半干半湿拓法、彩拓法等,有时一张拓片用几种颜色分层次拓,犹如绘画的随类赋彩,可惜目前我们只读到相关的文字记载,还没有发现这些拓片的传世,否则又将填补一项金石学历史空白。
该「瓶研」拓片收入《砚史》后,高凤翰在这方砚拓的下侧又题跋:「魁儿性多率易,不知慎口,作此戒之。」就这样,一方美轮美奂的刻砚精品终于全部完成了。笔者借助现代电脑技术,据《砚史》摹本,复原了这方砚拓最终在《砚史》原本中的效果(图7)。
笔者于高凤翰篆刻和制砚艺术有二观点:其一,早于干嘉金石学兴起之前五十年,高凤翰的金石学就从收藏、研究、创作、理论等各方面形成完整体系,可以说,这是干嘉金石学的先声;其二,高凤翰的诗、文、书、画、印、砚艺术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砚作印来刻,印当砚来铭,砚中集中诗文书画印,其作品有如现代交响乐,交汇、谐和、恢弘、磅礴。此是高凤翰迥出时流的魅力所在。今以此砚观之,亦甚合。
现在,通过与该砚的原拓对比,我们愈加佩服摹本刻者王曰申的绝技。要知道这是他重病即将离世前的最后几件摹刻作品,砚台的形状、铭文,甚至墨堂右外侧的几处泐痕,几乎得以完全重现,只是因为一次次的转摹、度稿、传拓等技术因素,致使铭文变瘦,较之该砚原拓,仍失去不少精神(当然这也与后人的传拓技术有关,目前笔者所掌握的《砚史》摹本,共有7个拓本,品质高低悬殊,页码次序也有变化,此又作别论)。正如钱侍辰《校勘研史笔记》所云:「未读《研史》原本者,得见摹本,已称巨观。不知摹本仅存形似,其精神百不及一。」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至于从摹本第五十一开始,吴熙载用枣木板令雕版工匠摹刻,那离原作相去就更远了。只要对比一下目前存世的高凤翰手制「宝月轮研」和「紫玉蟾蜍研」(图8、图9、图10)的摹本与原石图片,就知道这种巨大损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
通过与《砚史》摹本对比,笔者发现,在摹本中,「瓶研」砚背的铭文中蹊跷地多出「南阜铭」三字。这一度令笔者对这方砚台陡生疑窦。为什么现在的原拓与摹本中的拓片,各处均若合符契,独独多出这三字呢?仔细观察该砚背处铭辞周围,凹堂平整,包浆浑然,概无修磨痕迹,是证该砚该处原本就没有「南阜铭」三字。再一转念,世间但凡做赝者,均是以劣充优,以无名做有名,以小名头做大名头,哪有这样的傻子将原有的大名头决然抹去呢?由此,我们只有研究摹本的问题了。
那么摹本中的这三字又是从哪儿飞来的呢?仔细揣摩这三字,益觉与右侧铭文疏离、生分,相信凡习书法者均能有此感觉。及反复查阅《砚史》摹本全书,见摹本第二(图11),有王曰申小注:「右七行题记,原本密排砚池内空白处,今移摹砚图外,稍疏其行列,后凡砚拓内题字移出者仿此。」摹本第四:「前环砚图二题,原本在砚边内砚面四围空白处。『此视』一段,自右上角绕而左,『按』一段,自右下角绕而左,字小如蝇头,恐摹刻不耐久拓,既移出图外,因展其字形,大于原本一倍,字体笔意,对临取似。」摹本第二十三(图12):「原本此铭墨书砚池内,就空满填,书而未刻。观伯阳司寇已铭其背,故此云『再识』,而上辟巨池,既广必深,古人多磨墨汁,笔蘸墨华,用砚池多取深广。此砚当是先生承司寇命作铭,砚池下磨墨地不可书,书砚池内,复深不便刻,故未刻,抑或已刻而不便于拓,乃笔记之。」等等。乃恍然悟,原来摹刻者在依照原本钩摹上石时,遇到特殊情况可以变通处理,为的是让后来者传拓、装裱方便。钱侍辰的《校勘研史笔记》中也谈到重装册页时的这种设想:「《研史》原册,高七寸九分,宽一尺三寸四分,对合成册。图之宽者,褶迭既久,恐致坼裂,因展放装作推蓬,又觉册幅太宽,不免重累。将来覆刻当稍为展放,高可九寸八分,准琴研之长,宽可一尺六寸二分,其半幅准大瀛海之宽,中留折缝,仍可装作合册,较为简便。」
由此判断,「瓶研」摹本中的这三字大概来自两种情况:一是原拓片外侧的原有题注,如果在该拓片左侧,则已逼近整个册页的中折线,那么如果依照原位置摹刻,势必给后来传拓、装裱、保存造成麻烦,于是摹者就将之移于砚背仅有的一处「闲地」。第二,更有可能的是,原本中,在此砚背拓片铭辞左侧,墨笔后添此三字,以作小注,而摹者径将之刻入摹石,造成摹拓图与原拓图的些微出入。
由此,笔者更大胆地推断:摹本中这「南阜铭」三字当非高凤翰手迹,应系后来他人添加。至于谁所添加,尚无定论。理由有三:其一,文字本身较拘束紧张,这只要略熟高凤翰书法落款,都能感觉到。再对比摹本中其他刻砚(图十三),时有代笔代刀现象,则于此益信。其二,此三字位置不妥。赏读《砚史》摹本高凤翰各处铭识,以及其书画作品题跋,无论巨细,均极安妥、熨帖、自然。对照该砚原石,则发现除此三字外,每处铭识,无论字多字少,都使周边的空间、各面的「地势」、石质的纹理色彩等得以完美展现,独此三字与右侧铭辞格格不入,局势下坠,不啻蛇足。以高凤翰之高明,即便于装成后的拓片内墨笔题书,亦断不会如此别扭夯拙。其三,高凤翰与人交往称呼极其讲究,对称、自称,关系非常准确,包括与亲人、门人等,各各不同,如此摹本第四十七,对两位侄子,则曰「俾汝琥」、「俾汝淀」,自称「南村老人」,对于自己儿子,则曰「付汝魁」,若准确自称,则必曰「父字」、乃翁」、「老阜」等等,或径不必落款自称,是不必礼也。而此处落「南阜铭」,显然系外人口气。
要言之,从该砚制成的雍正十三年(1735),到《砚史》摹本完成的道光二十九年(1849),中间104年,拓本在各处递藏过程中,各种情况皆有可能。尤其是《砚史》原本的匿世,使这个推断不得坐实。假若有朝一日原本重现人间,那么这三字的有无及位置所在,定当作为真赝评判的论据之一,以此俟诸后来。
再回到该砚本身。
高凤翰的制砚铭砚艺术向为艺林珍视,即便这部依照原本摹刻的《砚史》摹本,也令后代研究者以及文物收藏界视为不可多得的珍本。但就其原生态方面看,其具体内容和文化内涵,有待深入研究和讨论的地方很多。有些砚台是前人所制,高凤翰收藏后题咏镌刻铭文;有些是改造旧款式,或对剖,或裁截,重新磨刻新式,再缀以新的题跋铭辞;有些是自己手制,亲撰铭辞,亲笔书写,而令门人、亲人代刀镌刻。当然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头到尾自己动手,甚至亲手拓片,然后就拓片裱装后题跋题识,完成的时间跨度也长短不一,期间故事曲折,人事错综,内涵极其丰富。就这方「瓶研」来讲,恰恰是高凤翰从选材到最后完成的精品,所以郑重其事地给儿子留为座右铭。附带略提一点。高凤翰生有二子,长子高汝延,自小随侍高凤翰日常生活和笔墨应酬,可惜在雍正九年(1731)染病死于歙县,年27岁,留下才一岁的独子高攀鳞。高凤翰次子即高汝魁。高凤翰因失子之痛,对次子汝魁和孙子攀鳞百般呵护调教。尤为可惜的是,高汝魁十六七岁时罹患眼疾,及长大,几乎成为盲人,一切读书文墨因此荒废。所以虽然得到此「瓶研」,其实并未真正使用过几次,这虽然在高汝魁是不幸的,但因此在客观上保留了该砚的原始凿成状态,加之后代递藏者悉心保护,终致此铭心精品完璧至今,从这个意义看,于高凤翰、于高汝魁、于此砚,又是万幸的。
所以,笔者结论:该澄泥「瓶研」是高凤翰制砚铭砚艺术的精品和存世作品鉴别真赝的标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