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品信息

LOT号	6043	作品名称	清康熙金刚手
作者	--	尺寸	高25cm（带座）	创作年代	清康熙
估价	2,200,000-2,500,000	成交价	RMB 2,530,000
材质		形制
北京宫廷汉藏风格铜鎏金嵌宝石此尊金刚手显示了康熙宫廷造像的许多突出特点。如它的材质是宫廷造像惯用的合金铜，铜质细密，铸胎厚重；它的帔帛线条优美流畅，堪与故宫收藏的康熙二十五年四臂观音像（参阅图一）衣纹媲美；它的火焰形竖发及帔帛的样式皆为宫廷造像常见的形式；它的装饰镶嵌有各色宝石，亦为康熙宫廷造像上常见的工艺特点；而尤其明显的是它的莲座，无论造型、装饰还是装藏工艺，皆体现了宫廷造像的鲜明特点。由此看来我们判定其为康熙宫廷造像无可置疑。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此像在一些局部出现了不同于康熙宫廷造像的艺术表现。如它胸前的璎珞、长链，以及臂钏、手镯和足钏等装饰，凸起如浮雕，极富立体感，显然为漠南蒙古擅长的金工工艺。它的虎裙上刻满斑纹，显然为漠北蒙古造像上常见的表现形式。这些特征充分说明这尊造像同时又受到了当时南北蒙古造像的影响。此尊华丽的金刚手菩萨像显然受到了多种艺术元素的融合，其精湛的制作工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把宫廷艺术和蒙古艺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在康熙宫廷造像艺术风格中的独树一帜。一世哲布尊丹巴亲手创立的艺术风格正是融合了印度、尼泊尔、西藏和蒙古艺术元素，成为了佛教造像艺术史中一支独秀。一世哲布尊丹巴博学多才，又频繁往返于蒙古与北京之间，并于雍正元年（1723）圆寂于北京黄寺。在当时政治宗教历史背景下，一世哲布尊丹巴极有可能把亲手创立的蒙古艺术风格带入并深入影响到宫廷造像艺术。这件金刚手菩萨像可能就是他本人亲手或者监督制作的造像作品之一。威猛执金刚除障最胜王 —清代康熙宫廷铜镀金金刚手菩萨像欣赏首都博物馆研究员黄春和在清代宫廷造像中，康熙时期的宫廷造像无疑是最值得注意和称道的，它不仅开启了清代宫廷造像的先河，而且开创了独耀一时的艺术典范，其造型之恢弘大气，风格之优美典雅，工艺之精致华丽都是其他时期造像无可比拟的。然而，由于康熙宫廷造像留下的实物十分有限，迄今为止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造像不足10尊，因此学界对康熙造像的风格来源及其流变还存在认识上的盲区。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一些没有纪年刻款，但造型风格与带纪年康熙宫廷完全一致，它们是否可以确定为康熙宫廷造像？再一个是康熙风格造像上出现了漠南蒙古、喀尔喀蒙古等其他造像的艺术元素，它们亦可否确定为康熙宫廷造像？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结合实物重新思考和探讨。此次北京保利推出的康熙宫廷风格铜镀金金刚手菩萨像就是一尊带有蒙古风格特点的造像，为我们探讨康熙宫廷造像中的蒙古造像元素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像呈忿怒型，与菩萨慈悲觉他的宗教本怀显然不符，为藏传佛教特有的表现形式。全身弓步站立，前腿曲，后腿伸展。头戴五骷髅冠，象征五佛或五智。头顶怒发高竖，如烈火燃烧一般。面形圆大，形象凶愤恐怖。三目圆鼓，龇牙咧嘴，鼻子扁阔，下颌有卷曲的络腮胡须。双耳齐垂，耳下坠大耳珰。躯体壮硕，四肢短粗，全身孔武有力。上身饰项圈、长链及一条大花蛇，下身围一张刻满斑纹的虎皮裙，手腕、手臂和脚腕上均佩戴钏镯，身后又披一条倒U字形大帔帛。右手持金刚杵高高举起，左手置胸前结忿怒拳印（又称期克印）。身下台座为长圆形，一如经典所称的「莲花日轮」，造型独特雅致。其上下边缘各饰一周粗硕圆滚的连珠纹，单层覆莲瓣宽大饱满，均匀分布于台座正面。莲座下装藏完好无损，保有神圣的加持力量，封底盖中央阴刻十字金刚杵。看到这尊造像，对于一般不谙佛教造像艺术的人而言，我想也会为其精美的艺术表现而折服赞叹。它的躯体壮硕，肌肉饱满有力，以右屈左伸的姿势威然而立，右手斜向上方执金刚杵，宛如古代一位武士的形象，造型大方而富有张力，充分彰显了金刚手菩萨威猛孔武、力大无比的内在特质；它的全身以璎珞珠宝庄严，装饰繁复美丽，尽显菩萨华丽之风采；它的铸胎厚重，雕工精美，表面镀金亮丽悦目，整体做工精致而细腻，显示了皇家造像品质之高贵和做工之讲究；特别是它的品相完好无损，堪称完美无瑕。从这些优胜的艺术特点可见，此像既是一尊具有深刻寓意的佛教造像，同时也是一件极具审美价值的雕塑艺术珍品。对于这样一尊造像，无论从信仰的立场，还是从审美的角度，人们都能各取所好，获得感官或精神上的享受。至于它的风格，我们可以作出康熙宫廷造像的明确判断，它的全身也的确显示了康熙宫廷造像的许多突出特点。如它的材质是宫廷造像惯用的合金铜，铜质细密，铸胎厚重；它的帔帛线条优美流畅，堪与故宫收藏的康熙二十五年四臂观音像（参阅图一）衣纹媲美；它的火焰形竖发及帔帛的样式皆为宫廷造像常见的形式；它的装饰镶嵌有各色宝石，亦为康熙宫廷造像上常见的工艺特点；而尤其明显的是它的莲座，无论造型、装饰还是装藏工艺，皆体现了宫廷造像的鲜明特点。由此看来我们判定其为康熙宫廷造像无可置疑。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此像在一些局部出现了不同于康熙宫廷造像的艺术表现。如它胸前的璎珞、长链，以及臂钏、手镯和足钏等装饰，凸起如浮雕，极富立体感，显然为漠南蒙古擅长的金工工艺。它的虎裙上刻满斑纹，显然为漠北蒙古造像上常见的表现形式。这些特征充分说明这尊造像同时又受到了当时南北蒙古造像的影响。（参阅图二）如果我们稍加留意即可发现，其实类似风格的造像现存还有不少，在国内外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均有收藏。如香港佳士得1994年春拍一尊清康熙铜鎏金六臂大黑天像，高77公分，与此像整体艺术风格如出一辙，典型康熙宫廷作品，应出自同一作坊（参阅图三）；另外，承德外八庙收藏有两尊大小均等的铜镀金白度母像（参阅图四），它们的整体造型风格，尤其是台座及莲花瓣的形制与此尊完全一致；全身的珠链及钏镯装饰，以及肩花的样式也同样表现出内外蒙古造像的鲜明特征。2016年北京保利春拍推出的一尊铜镀金无量寿佛像（参阅图五），其造型及装饰风格亦与此像表现完全相同。过去大家对此类造像的风格判定不知如何是好，摇摆于喀尔喀蒙古、内蒙古多伦和北京宫廷三者之间，举棋不定。现在终于有了定论，都可以明确判定为受蒙古风格影响的北京宫廷风格造像，时代主要集中于清代康熙时期。清康熙时期，朝廷对内外蒙古实施笼络政策，而笼络的重要方略就是在这些地区大兴佛教。康熙曾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坚固。」他的意思是说，抵御外敌，仅靠土石筑起的长城不行，而应构筑心灵上的长城，用佛教笼络人心。后来的乾隆皇帝就明确总结为「兴黄教，之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不可不保护之」。为此，康熙在内外蒙古兴寺建塔，造像刻经，广作功德，并分别建立了两大活佛体系，即章嘉呼图克图和哲布尊丹巴大喇嘛。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件事是，康熙三十年（1691年）召集内外蒙古王公贵族于多伦举行的会盟大会。在此次会盟大会上，康熙亲自授予一世哲布尊丹巴「大喇嘛」尊号，令其掌管喀尔喀蒙古佛教事务，并于会盟后建汇宗寺，作为南迁的喀尔喀蒙古佛教活动中心和哲布尊丹巴临时驻锡之所。这次会盟大会极大地增进朝廷与内外蒙古的关系，实现大漠边疆的稳固。在康熙皇帝兴黄安蒙的政策下，内外蒙古与朝廷开展了密切的佛教文化交流，章嘉呼图克图和哲布尊丹巴大喇嘛等佛教上层人士，也频繁往来于蒙古和北京，成为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由此历史背景可见，清代北京宫廷造像受到内外蒙古佛像艺术的影响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此尊华丽的金刚手菩萨像显然受到了多种艺术元素的融合，其精湛的制作工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把宫廷艺术和蒙古艺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在康熙宫廷造像艺术风格中的独树一帜。一世哲布尊丹巴亲手创立的艺术风格正是融合了印度、尼泊尔、西藏和蒙古艺术元素，成为了佛教造像艺术史中一支独秀。一世哲布尊丹巴博学多才，又频繁往返于蒙古与北京之间，并于雍正元年（1723）圆寂于北京黄寺。在当时政治宗教历史背景下，一世哲布尊丹巴极有可能把亲手创立的蒙古艺术风格带入并深入影响到宫廷造像艺术。这件金刚手菩萨像可能就是他本人亲手或者监督制作的造像作品之一。金刚手菩萨，又称「执金刚菩萨」、「秘密主」等，藏语称「恰那多吉」，蒙语称「恰格德勒」，是显教大势至菩萨的化身。他在藏传佛教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首先，他是藏传佛教尊奉的三大依怙主之一。三大依怙主又被称为密乘事部三怙主，简称三怙主，藏语称「日松贡布」。三怙主分别为文殊菩萨、观音菩萨和金刚手菩萨，他们分别是智、悲、力的象征，其中智慧总集是文殊菩萨，大悲总集是观音菩萨，殊胜力量总集是大势至菩萨。在西藏历史上，还出现了三怙主的化身，即西藏吐蕃王朝的三大法王：松赞干布，观音菩萨化身；赤松德赞，文殊菩萨化身；赤热巴巾，金刚手菩萨化身。其次，金刚手菩萨作为「八大菩萨」（观音、弥勒、虚空藏、普贤、金刚手、文殊、地藏、除盖障）之一又在藏地受到普遍崇奉，藏传佛教习惯称之为「八佛子」。再者，藏地还流行金刚手菩萨的心咒：嗡别炸巴聂吽。藏传佛教宣称，称诵金刚手菩萨心咒，能具足大威权，制服诸魔障，消灭一切地水火风空等所生之诸难，一切所求，无不如愿成就。首都博物馆研究员：黄春和 2017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