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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2 陈寅恪签赠本《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

陈寅恪签赠本《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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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号 1252 作品名称 陈寅恪签赠本《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
作者 -- 尺寸 -- 创作年代 --
估价 无底价 成交价 RMB 1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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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1880-1971），字援庵，号励耘，与陈寅恪（1890-1969），均为中国学界位尊九五的人物，一位久耽京城，一位终老羊城，故被史学界称誉为“南北二陈”。
陈寅恪与陈垣这两大名宿，在那文人辈出难免相轻的年代，情谊契合，犹如管鲍，堪称现代君子相交之典范。检视《陈垣年谱配图长编》（刘乃和等著，辽海出版社2000年10月版）获知，1926年7月13日，陈垣前往中央公园来今雨轩，晤陈寅恪与吴宓。《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年8月版）载：“待至六时许，陈垣来，七时，陈寅恪来。宓请二君用西餐（花费六元），为使寅恪得与陈垣谈其所学，且入清宫参观也。晚十时半始散。”陈垣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负责故宫文物的清点、移交；陈寅恪则是国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吴宓即为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由此推断，这一晚，当为两人初次谋面。他们相谈甚欢，从七时直至十时半。史学二陈数十年间交往，由此拉开序幕。
晤面虽少，笔谈却不断。时二人虽均同寓北京，但一住城内，一住西郊清华园，故时有信函。《陈寅恪?书信集》（三联书店2001年6月版）录有18通，陈智超所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录有陈寅恪来函21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6月版录19通，三联书店2010年11月版增录两通）。尺素之间，或是盛推学人（如1929年9月13日函引荐吴其昌）、书籍（如1930年10月19日函推介“西文本两种”），或为介绍人才（如介绍画家汤定之）、间或代查资料（如告知伯希和住址、请求代检《全唐文》中人名索引）等等。
陈垣极为欣赏陈寅恪的才情，诸如：“文成必先就正于伦（明）、胡（适）、陈（寅恪）诸公”（1939年1月4日陈垣致子乐素家书）、“惜胡、陈诸先生均离平，吾文遂无可请教之人矣！”（1940年1月7日陈垣致陈乐素家书）、“余著《清初僧诤》初稿已成，惜重抄一回不易，不然，则寄寅丈请教也”（1941年1月19日陈垣致陈乐素家书）。至若1942年陈寅恪寄居已沦陷的香港期间，陈垣更是时时惦念。对此，陈寅恪女儿流求等著《也同欢乐也同愁》（三联书店2010年4月版）有所述及：“一日，陈乐素（陈垣之子）扮成携子回乡的难民，背一袋米绕路送到我们家。”
平素不喜嘉许他人的陈寅恪，也颇为看重陈垣的学识。1929年，他曾肯请清华校方聘陈垣为清华国学院导师，而陈垣以“不足继梁（启超）、王（国维）先生之后”为词，再三婉拒（见蒋天枢《陈寅恪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9月版）。陈寅恪曾为陈垣的木刻本《元西域人华化考》及《敦煌劫余录》、《明季滇黔佛教考》撰写极具深度的序言，如，在《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即予以高度评价：“新会陈援庵先生著述，尤为中外学人所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征（大昕）以来未之有也。”陈寅恪致陈垣函19通无一不充斥谦恭之意，如，1933年10月15日函起首便是：“昨日快聆教论，欣慰钦佩之至……”1935年1月6日函则曰：“顷读大作乞，佩服之至……”等等。
然而，进入上世纪50年代，因励耘主人思想大变，二陈间交往渐疏，乃至绝迹（料想1949年陈垣《致胡适的公开信》中南京政府派飞机来接“我想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一言，或然给陈寅恪带来不快，甚至羞怒）。1952年12月2日，陈垣曾由京致长沙杨树达一函：“高邮（按，指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岂足为君学？况我公居近韶山，法高邮何如法韶山？”（语见《陈垣来往书信集?杨树达》）杨树达未曾回信，但将此函转示陈寅恪。陈在致杨回函中道：“弟生于长沙通泰街周达武（按，湘军名将）故宅，其地风水亦不恶，惜励耘主人未知之矣。”（见杨树达著《积微翁回忆录》）言下之意，谓自己也居近韶山。对陈垣此刻治学理念与心态，陈寅恪显存异议。查《陈垣来往书信集》，读1954年前后陈垣致冼玉清女士函，得见时有“晤寅恪先生时，幸代致侯”“寅恪先生起居佳否？”“有与寅恪先生唱和否？”等字样，对陈寅恪的挂怀，昭然若揭。
陈垣与陈寅恪，均逝于“文革”期间，唯不同的是，援庵先生远离揪斗、抄家等祸端，几近寿终正寝；寅恪先生则被横批竖斗，堪称家破人亡。这恐怕正是陈垣不求富贵唯求安逸（有人评说他伴有“好好先生”色彩），陈寅恪不研马列而独求自我之结果。
业内人悉知，陈寅恪被誉为“残缺的国宝”，自1947年双目失明后，所遗墨迹均由夫人唐筼（1898-1969）代笔，此前的亲笔手迹则更为罕见。对唐筼助盲，章士钊曾赞而有诗：“天然写手存闺阁，好醉佳人锦瑟傍。”（见《和寅恪六七初度，谢晓萤置酒之作》）唐筼，字晓萤，清同治进士唐景菘之孙女，德才兼备，陈寅恪在三十八之年与她结连理之好。
是册《吐蕃彝泰普名号年代考》抽印本（成散页状），为《蒙古流派研究》之一，虽未署上下款识，仅有“敬求教正”四字，但确为陈寅恪在1930年秋季的亲笔留痕，对此，陈垣嫡孙陈智超先生已在《陈垣来往书信集?前言》中特地谈及这仅四页之多的陈寅恪亲手题赠其祖父之排印本。
此外，陈寅恪另赠陈垣抽印本《李唐氏族之推测》（包衬书面题字为陈垣手笔），题赠字迹也仅为此四字。由是册抽印本可推知，“敬求教正”后端略去姓名，乃陈寅恪赠书之“惯例”。面向《吐蕃彝泰普名号年代考》，随意翻看便会发现，文内间有校语（存毛笔改痕多处），审其笔迹，出自寅恪先生遗墨当无疑。
《吐蕃彝泰普名号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1，1930年5月），为陈寅恪据北平故宫博物院所藏蒙古源流之蒙文本、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等新史料撰成。通过对彝泰赞普之名号的考证，挖掘了《蒙古源流》涉及到的吐蕃史重要史事。据此，他认为：“此赞普之名号既已辨正，其年代亦可考定焉。”
赞普，古西藏吐蕃王号，为松赞干布仿唐设立。赞，雄强之意，普，男子。唐代吐蕃赞普之名号蕴含多层意义，对赞普名号年代之分析，可考证赞普在登基前后的诸多史实。彝泰赞普（804-836），即墀祖德赞，史称热巴坚王、可黎可足，因其年号为彝泰，故唐书中也称他为彝泰赞普，西藏史书誉其为吐蕃三大贤君之一（与松赞干布、墀松德赞齐名）。
《李唐氏族之推测》（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1，1931年8月），则是陈寅恪试述李唐皇室宗源的一篇论文。唐帝国是中国古代空前强盛的朝代。但唐代李氏皇族的先世，究竟是汉族还是胡族，历来说法不一，李唐皇室甚至还对其氏族及先世事迹予以杜撰。陈寅恪反对“胡族说”，着此文认为：“李唐先世本为汉氏，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据他认为李氏血统本未与外族混杂，若仅就男系而论，则纯粹是汉族人。文章考证精确，耐人寻味。继而，陈先生又接连发表了《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三论李唐氏族问题》及《李唐武周先世或迹杂考》等三篇学术论文，从而构成对李唐氏族专题研究的权威性。此题赠本，内页存陈寅恪“敬求教正”字迹，外封面书名，即出自陈垣先生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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