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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1 明 乾隆御题仲尼式沉香木百纳琴「文呈散绮」

乾隆御题仲尼式沉香木百纳琴「文呈散绮」
拍品信息
LOT号 6311 作品名称 明 乾隆御题仲尼式沉香木百纳琴「文呈散绮」
作者 -- 尺寸 琴长114cm;弦长108.5cm;肩宽17.3cm;尾宽12.5cm 创作年代
估价 咨询价 成交价 RMB 16,675,000
材质 形制


「乾隆御铭」款、「会心不远」印款
备注:上海重要私人藏家旧藏
琴体罩黑漆,通体开大蛇腹纹间。长方形龙池凤沼,琴额刻篆书“质清以敦,节安而舒,谁其鼓者,列仙之儒”,落楷书“乾隆御铭”。皆填以泥金,钤朱文小方章“会心不远”,琴额背面以绿松石填刻隶书琴名“文呈散绮”。 琴背取多块六边形小块沉香木拼攒而成,纹理细密流畅者,玄机深奥。
此琴在乃清宫皇家藏琴遗珠,与2010年以1.3664亿元成交的北宋宋徽宗御制清乾隆御铭的“松石间意”琴同属于乾隆六年至七年(公元1741—1742年)敕命大臣梁诗正、唐侃将内府藏琴加以绘图考订,品评等级,登记造册,并在琴上亲自题咏盛举中的一床。古琴名品,自古以来以传承有绪,名家递藏、整修得当和琴音不损者为贵。此琴保存至今,琴体完好,历经明清两代内府珍藏,必将成为宝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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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御铭明百衲“文呈散绮”仲尼式琴
王风 北京大学中文系

此器仲尼式,黑漆。而材分短小,长116公分,隐间106.5公分,尺寸较常琴短5公分上下。肩宽17公分,头宽16.5公分,尾宽13公分,亦皆小于普通宽度。然全体比例匀称,低头、弧度均佳,斯乃行家里手所斲,堪称良器。
初观琴面,秀雅俊逸,固一望而知为明后期物。通身发均匀小蛇腹断,以此可见原所选用木料处理完善,木性稳定。面漆所起剑锋脆利,而未经磨砻,弦路下仅有轻微磨痕,显是历史上长期悬置,很少使用。四徽三至五弦间,有硬物砸伤痕迹一道,凹陷处弦痕宛然,而漆胎未曾剥落。是乃缘于此器鹿角霜布胎,且敷设妥当,因而灰胎极为坚固。凡此皆可见其工精料实。
复视琴底,可谓大出意料,轸池以下,遍贴正六边形木片,大小略异,对边宽2-2.5公分,固所谓“百衲”之一种。百衲琴所在多是,在琴身上镶贴木片所成之百衲琴,出现于明后期,存世也有实物例证。不过,据郑珉中先生所见,所谓“百衲”者,“纹饰有龟纹形、银锭形、长条形、方块形”四种。此器之正六边形,确实是闻所未闻的。
谛审琴头,则面底皆有铭刻。底部即“嗉”上刻隶书“文呈散绮”,填以石绿,并调有金粉。实则此四字即是琴名,其所取义,显然与琴底镶贴百衲有关。琴面即“额”上刻篆书:“质清以敦,节安而舒,谁其鼓者,列僊之儒。”落楷书款“乾隆御铭”,并“会心不远”朱文印。这些铭刻,其用词、体例,俱是皇家气派;而奏刀、填色,或系清宫造办处所为。
此琴堪称奇异:看琴面,是制作较佳之明琴;再看琴底,却是前所未见之百衲琴;最后再看琴头,竟系宫中流出之物。琴之龙池凤沼,目力可及之处,亦镶贴木片。指探腹中,知为桐面梓底。因琴底也镶贴了一层木片,底板较常琴为厚。岳山、龙龈、龈托、焦尾、尾托俱紫檀。护轸原伤一,补修甚佳。十三徽俱失,意必原为金徽。七轸尚全,乃和阗青白玉,年代甚早。琴穗已脱色,民国物也。

百衲琴是古琴器史上一个特殊的类型。“百衲”者,语出佛家之“百衲衣”。 衲衣即补缀朽旧的破布所制成的法衣,百衲衣则指以各色碎布补缀而成。百,言其多也。“百衲琴”一说出于唐末,宋代又有“百衲本”、“百衲碑”、“百衲袄”等词汇,皆从“百衲衣”一语衍生而来。
按史料记载,“百衲琴”系唐代李勉所创制。勉为宗室,生于开元五年(717),卒于贞元四年(788),寿七十二。安史乱后,随太子李亨,从至灵武,有拥立之功。代宗时封汧国公,故后人常称李汧公。李勉是琴史上的大人物,《旧唐书》称勉“善鼓琴……能自制琴,又有巧思”。《新唐书》谓其“善鼓琴,有所自制,天下宝之”。
约晚李勉百年左右的赵璘,其《因话录》卷二云:“李司徒汧公镇宣武,戎事之隙,以琴书自娱。自造琴,聚新旧桐材,扣之合律者,则裁而胶缀,不中者弃之。”此言及其斲琴的特点。而到残唐五代之际,李绰《尚书故实》言:“又李汧公取桐孙之精者,杂缀为之,谓之百衲琴,用蜗壳为徽。”则是第一次出现“百衲琴”这一名称。
李勉制作百衲琴乃是因其“妙知音律”,固有此特殊的创举。而宋代以后的斲琴师,实并不知具体手法,慕百衲之盛名,每每以意为之。李勉“缀葺乃成”之百衲琴已不可见,留存至今的实际上都是假百衲。郑珉中先生《百衲琴考》曾有总结:
  在传世的百衲琴中所拼合的木块,其形状大小并不相同……有的木色不一,纹理错综,有明显的缝隙与拼接痕迹。也有木色一致,纹理相通,无拼接镶嵌之痕,有刻纹填漆之象。从这两种现象来看,前者好象是真百衲,而后者必假无疑。其实这两种都是假百衲。有人说,只有拼合的木块痕迹透出漆胎显现于断纹中间的,才是真正的百衲琴。不然,不过是在琴腹纳音部位做了一点加工,镶嵌了不同形态的木片而已。
分梳郑先生这段论说,则传世百衲琴,从制作假百衲的手法而言,有两种情况,一是在木胎上刻纹填漆;二是裁剪木片贴于木胎之上。就制作假百衲的位置而言,又可分两种情况,一是在纳音目力可及的范围内,或刻或贴,当然这里是不施漆的;二是在琴的面底上,或刻纹或贴木,再在其上罩漆,则刻纹处或镶贴接缝处自有痕迹透出,以显示其系“百衲”。
此床“文呈散绮”,自然是假百衲。但特异的是,除纳音中镶贴木片,琴的底板上,亦全部镶贴,而完全裸露,并不罩漆。这种情况,实系明后期新出现的一种假百衲。高濂《遵生八笺》卷十五记载:
  又如百衲琴者,亦近制也。偶得美材,短不堪用,因而裁成片,用胶漆缀长,非好奇也。今仿制者以龟纹、锦片,错以玳瑁、香料、杂木,嵌骨为纹,铺满琴体,名曰宝琴。
所谓“宝琴”或称“宝装琴”,指的是中唐以前的一类七弦琴,在琴身上以金银、玉石、犀象等为材料,镶嵌纹样,并有彩漆描绘图案,与中唐才开始出现的“百衲琴”完全不是一回事。明末之人混为一谈,因而出现了郑珉中先生所说的“传世百衲琴中最后的一种制作”。
此类制作,其存世的典型实物,无如现藏故宫博物院“峨嵋松”琴。郑先生言其工艺特点,与所有的传世百衲琴完全不同,“它不是将木块拼合痕迹蕴藏于内,而是琴之外表不施髹漆,使木块拼接形迹完全裸露出来,形成一片锦纹般的效果。其制作方法是将紫檀木片加工成形后,以包镶之法拼贴于桐木琴胚之上,成为一张紫檀制的百衲琴。这在传世古琴中极为少见。”
可以拟想当年情景,明嘉靖万历年间,有斲琴师,臆想百衲琴形制,因取杂碎木料裁切片段,贴满琴背池沼,僭称“宝琴”,以图善价。

《百衲琴考》中谈及,无论是刻木为文,还是镶贴木片,形状有龟纹形、银锭形、长条形、方块形四种。其中银锭形极罕,乃是郑先生早年在一床琴上所见。方块形亦不多觏,主要的还是龟纹形和长条形两种。总体而言,长条形出现可能更早,宋琴中较多这种情况。而龟纹形即长六边形,明琴中非常多见。而此床“文呈散绮”,却是正六边形,存世琴器中尚未闻有第二例。或许就是从龟纹形变化而来,可以看做特殊的龟纹形。
琴背“嗉”上施刻的“文呈散绮”四字隶书琴名,显然是根据此琴百衲的特点而命名。“散绮”云者,出于南朝谢眺《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诗云:
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
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
琴面“额”上篆书铭:“质清以敦,节安而舒,谁其鼓者,列僊之儒。”所谓“列僊之儒”,典出《汉书•司马相如传》:
  相如以为列僊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奏大人赋。
唐初颜师古注:“儒,柔也。术士之称也,凡有道术皆为儒。”又云:“臞,瘠也。”“列僊之儒”原意是指体型瘦弱的术士。不过到后代,词意大变,嘉泰《会稽志》卷七记载,稽县“千秋观在县东南五里,干道四年八月安抚使史丞相浩奏移天长观……两庑分享前代髙士,东庑曰髙尚之士,西庑曰列僊之儒,凡四十一人,故俗谓之先贤堂”,其中“列僊之儒”的第一位是范蠡。苏轼《鲁直以诗馈双井茶次韵为谢》:“列僊之儒瘠不腴,只有病渴同相如。”“瘠”还是“瘠”,但说的显然不是“术士”,而是“高士”了。“文呈散绮”琴铭“谁其鼓者,列僊之儒”,当然也是说只有类如范蠡这样的人,才可以是此琴的“鼓者”。
普通古琴铭刻,琴名置于龙池之上,琴铭列于龙池两侧。此琴琴名刻于琴底“嗉”上,琴铭镌于琴面“额”上,体制颇为特殊。其原因在于琴底贴满木片,不耐施刻。“峨嵋松”琴也是镶贴百衲,而琴名及乾隆七位词臣的诗铭俱刻琴底。是在于“峨嵋松”镶贴的紫檀片,坚硬光滑。而“文呈散绮”所贴木片,平整坚固有所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