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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1 明臧懋循编 元曲选一百种一百卷

明臧懋循编 元曲选一百种一百卷
拍品信息
LOT号 9761 作品名称 明臧懋循编 元曲选一百种一百卷
作者 -- 尺寸 -- 创作年代 --
估价 2,800,000-2,900,000 成交价 RMB --
材质 形制


明万历间臧氏雕虫馆刻本
10函100册 纸本
提要：此本首有兰印雕虫馆刻精选元人杂剧百种牌记，及版权标记，有万句雕虫馆主人臧氏晋叔序、曲论、目录。内有插图版画二百幅，雕版线条流畅精美，为中国古代版画的精品之作。此本历四百余年保有完整，实为罕见。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原函装帧题签说明并钤章。
《中国古籍善本总目》集部曲类著录。
21×13.6cm
明刊《元曲选》版本赘言
程有庆
明代臧懋循所编《元曲选》是重要的戏曲典籍。关于这部书的版本，我认为至少在一些研究戏曲及版本目录学专家的心目中，应该早已是不成问题的事情了。然而，当我们翻看古籍书目乃至一些学术文章时，往往觉得有关这部书的版本著录语焉未详、甚至含混不明，而且未见有人给予详尽的阐述，今不揣谫陋，就此书版本问题赘言几句，不当之处，请方家不吝赐正。
熟悉古籍版本和专治古代戏曲的人都清楚，明刊本《元曲选》实际只有一种版本。但见于各种书目文献记录的版本却有些不胜其烦，大致有如下几种说法：
一、明原刊本；二、明万历刊本；三、明万历四十三年刊本；四、明万历四十四年刊本；五、明万历四十三年博古堂刊本；六、明万历四十三年臧氏雕虫馆刻本；七、明万历刻博古堂印本。（按：此外，还有明刊本、明博古堂刻本、明万历雕虫馆刊本等等，因情况大同小异，故不再赘述。）
一般说来，古籍版本著录的不精确，主要原因是版本时代或内容考订未臻精细。如古籍书目中所标注的宋刻本、明刻本、清刻本等，都是不知其详，不得不如此笼统言之。但《元曲选》版本著录的异同，主要问题还不是版本时代及内容的考订未明，而是著录方式不够准确。像《元曲选》编辑和最初刊印的时间问题，学界根据现存明刊本书前的两篇序文以及编选者臧懋循文集中的某些文章，早已给予确定。为说明问题，兹再赘引如下：
予家藏杂剧多秘本。顷过黄，从刘延伯借得二百种，云录之御戏监，与今坊本不同。因为参伍校订，摘其佳者若干，以甲乙厘成十集。万历旃蒙单阏之岁春上巳日书于西湖僧舍。（万历四十三年《元曲选》序）
予故选杂剧百种，以尽元曲之妙。且使今之为南者，知有所取则云尔。万历丙辰春上巳日若下里人臧晋叔书。（万历四十四年《元曲选》序）
刻元剧本拟百种，而尚缺其半，搜辑殊不易，乃先以五十种行之。且空囊无以偿梓人，姑借此少资缓急，兹遣奴子赍售都门，亦先以一部呈览，幸为不佞吹嘘交游间，便不减伯乐之顾，可以买纸计矣。（臧懋循《寄黄贞父书》见《负苞堂集•文集》卷四）
根据两篇序文及臧懋循《寄黄贞父书》有关文字的叙述，可以清楚地知道，《元曲选》一书是由臧懋循编选并最初刊刻的，因为搜辑元剧本和经济上的困难，于万历四十三年先行刊印的只有五十种，另五十种是万历四十四年刊印的。而从现存明刊一百卷本《元曲选》书前的目录看，确实是分为了前后两集，其前集收甲、乙、丙、丁、戊五集（每集又分上、下卷，收十种杂剧），后集收己、庚、辛、壬、癸五集。各收剧五十种，前后两集共刻印了一百种杂剧。
结合实际情况，我觉着《元曲选》的版本问题，目前首先要确定臧氏雕虫馆刻本的刊印时间，把这一点确定下来，其它问题就好解决了。
现存的各种明刊本《元曲选》，书前多有写于万历四十三年和四十四年的两篇序文，序文末尾均刊有“臧印晋叔”、“雕虫馆”印，类似的情况在明末刻书中十分常见，也有刻印序作者字号官衔的，内容一般都与序文的撰写有密切关系。据此可知，“雕虫馆”即是臧懋循的读书室名。臧懋循曾经校订《玉茗堂新词四种》， 该书扉页署“雕虫馆校定”，“本衙臧版”。（《戏剧艺术》2006年第3期有文介绍）因此，我以为，现存明刊本为万历四十三至四十四年臧懋循雕虫馆刻本无可怀疑，以往的明万历四十三年臧氏雕虫馆刻本的著录基本上也是准确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戏曲卷）及众多学术文章早已指出《元曲选》初集刊印于万历四十三年，二集刊印于万历四十四年，不知为什么，我们的古籍书目，没有大胆地参考吸取他们的意见。
肯定了现存明刊本为万历四十三至四十四年臧懋循雕虫馆刻本，剩下的就是理清明博古堂刻本与雕虫馆刻本之间的关系了。
雕虫馆刻本的问题明确了，下面的问题说起来就较为简单。因为在万历四十三年，臧懋循《元曲选》的初集（五十种杂剧）刚刚刊印出来，二集尚未编印，怎么可能有其它版本的《元曲选》出现呢？可见必然是出现错误了。
造成人们一再出错的根源，可能是191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博古堂本《元曲选》，由于扉页后注明依据明博古堂刊本影印，所以人们就误以为曾经有一个博古堂刻本，实际这个博古堂刻本是不存在的。国家图书馆藏有此书的原本，除扉页标明“雕虫馆校定 元人百种曲 博古堂藏版”外，其版刻、内容均与臧懋循雕虫馆所刊《元曲选》完全相同。加上它的版印较差，清晰度明显不如某些标为明刻本的《元曲选》，所以它只能是一个利用了原版印刷的后印本。
但这个博古堂是不是明代的呢？同样大可怀疑。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第五卷）著录羊城人周时泰博古堂，万历年间刊刻《世说新语》、《邹南皋集选》等书甚多，然而将《元曲选》归其刻书之中，显然有误。周时泰博古堂刻书存世尚多，国家图书馆藏有多种，其版刻风格相类，但与《元曲选》不同。所以，说这个明代的博古堂刊印过《元曲选》，是足以令人生疑的。
既然博古堂印刷《元曲选》有那张扉页为证，而将它认作明代博古堂刻印又不太可能，那么会不会是别家博古堂所印呢？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国家图书馆藏有清代乾隆十七年博古堂刻本《秋水庵花影集》，其版刻时代与标为“博古堂藏版”的那张扉页较为接近。所以，如果说清代博古堂利用旧版印刷《元曲选》，显然比说明代周时泰博古堂印制更具有说服力。
实际上，利用旧版印刷的《元曲选》存世不止博古堂一家，另有一种题为“本衙藏版”的，较少有人提及。此本首有扉页，上写“雕虫馆校定 元人杂剧百种 本衙藏版”。审扉页纸墨版印风格，显然较“博古堂藏版”者要早。“本衙”一般即指本堂，此处藏版署为“本衙”，或说明书版仍属雕虫馆臧家所有，尚未转手他人。国家图书馆收藏此书二本，其中一本扉页钤有印章两枚，印文为：“如有翻刻，千里必究”；“是书向属精工，久矣脍炙人口，不幸兵燹播迁，遂多遗缺，今特为鸠工，镌补全备，只字无讹，识者自能鉴之。”后一印文十分重要，它不仅向我们诉说了《元曲选》板片流传的沧桑历史，更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元曲选》后印本的确凿证据。至此，我们有理由说《元曲选》与明代博古堂毫无瓜葛，而其它所有标为“明”刊本的《元曲选》，都属于明万历四十三至四十四年臧懋循雕虫馆刻本，或者是它的后印本。
顺带再说一句，臧懋循编印《元曲选》的态度还是很认真的。他在《寄谢在杭书》中说：“于锦衣刘延伯家得抄本杂剧三百种，世称元人词尽是矣，其去取出汤义仍手。然止二十余种稍佳，余甚鄙俚不足观，反不如坊间诸刻，皆其最工者也。”（《负苞堂集•文集》卷四）可见其入选的标准是很高的。然而，关于臧懋循所见元人杂剧的数量，他自己往往记述不同，如《复李孟超书》说“从刘伯锦衣家借得元人杂剧二百五十种”（《负苞堂集•文集》卷四），即与上文所说三百种不合；而同样一篇万历四十三年《元曲选序》，明刊《元曲选》本与《负苞堂集》本的文字也有微小不同，《元曲选》本云“从刘延伯借得二百种”，《负苞堂集》本则说“从刘延伯借得二百五十种”；这些异同，不知是否具有深入研究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