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品信息

LOT号	5959	作品名称	明永乐青花缠枝莲执壶
作者	--	尺寸	高31.5cm	创作年代	明永乐
估价	2,200,000-3,200,000	成交价	RMB 3,795,000
材质		形制
备注：欧洲藏家旧藏展览：Exposition Doha， capitale culturelle arabe 2010，卡塔尔驻巴黎大使馆，2010年6月5-9日镂金错采，融汇中外 ——解读永乐青花缠枝莲纹镶嵌奥斯曼金属工艺执壶永乐盛世，为弘化天朝圣德，明成祖谕遣中官郑和六下西洋，前后二十年所历三十余国，成为空前绝后之盛事，从此“海外诸番，益服天子威德”。《明史·成祖本纪》中评价明成祖：“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郑和下西洋之举，促使中外往来日益密切，此前中断数十年的海外经贸重开，与伊斯兰地区交流得以恢复。郑和宝船之中赏赐西洋诸国的礼物众多，其中瓷器一项，质精物美，向为伊斯兰地区贵族所喜爱，其形制与纹饰更是迎合彼地的使用习惯，尺幅恢弘，装饰繁密，无论造型还是艺术风格均富具异域特色。明承元制，重视窑业，后更于珠山置御器厂，设有司专备窑事以供御用和赏赉，较之元朝浮梁磁局，规制更宏，技术精进，所出之品，为世所珍，永乐皇帝登基之后，御器厂竭力为下西洋之恢宏计划所准备，烧造赏赉瓷器，数量浩大而质量精绝，凡稍具瑕疵者往往集中打碎掩埋，皆不得流出御器厂，可鉴永乐皇帝对此之重视。其中永乐青花执壶为当时重要赏赉瓷之一，为中外交流盛事之见证者。其造型固定，纹饰则丰富多变，现存于世不下十余种，本品即为当中的一例，并以纹饰罕见而著称。其壶身呈玉壶春瓶式样，腹一侧设长弯流，流与颈之间以云形板连接，美观实用，设计巧妙，另一侧置曲形柄，上附圆形小系，为牵缚壶盖之用，柄下部加以三乳钉装饰，器型线条复杂多变，雍容秀美。釉色莹润微泛亮青，胎骨白皙坚致，可见质量之精良。通体以青花绘就，层次丰富，布局得宜，毫无繁缛之感。颈部饰折枝茶花与云肩纹，腹部前后对称装饰硕大的缠枝莲纹，有别于常见尺寸，予人典雅庄重之感，与之风格相同的一例见清宫旧藏【永乐青花缠枝莲纹碗】（《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上）》，页68，图65）。胫部围饰蕉叶纹一周，颇为少见。其青花凝重妍丽，苍雅雄劲，一如水墨，笔触细腻，气韵流畅，尽现永乐御瓷纤巧柔美之风姿。本品较之同类执壶最为特别之处，乃是伊斯兰金属镶嵌艺术装饰的运用，为永乐青花执壶当中极为罕见的一例，与之相同者目前所知仅为土耳其托普卡比皇宫编号TKS15/1410的藏品（图一）。本品的流口和壶口部位镶嵌了黄铜附件和壶盖，装饰风格简约，没有繁密华丽的刻画，盖顶与执柄圆形小系之间以铜链牵系。历经风霜的铜质流口与顶盖泛出厚润的包浆，幽光沈静，古拙朴实的工艺诉说着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伊斯兰金属工艺以精湛华美饮誉四海，成为伊斯兰美术世界当中耀眼的明珠，至今依然盛行不衰。16世纪中后期伊斯兰金属工艺在奥斯曼帝国（今土耳其）宫廷获得进一步提升，打破装饰材质的限制，呈现多元化发展，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正是与中国瓷器相融合，即是伊斯兰世界里最精湛的工艺技术被装饰在当时奥斯曼皇室、贵族视为瑰宝的中国瓷器之上，从而最终衍生出一门独立的工艺，成为奥斯曼帝国宫廷独有的艺术特色之一。奥斯曼帝国的君主一直以来对中国的瓷器无比热爱，当年奥斯曼帝国的托普卡比皇宫流传至今尚存10500多件中国瓷器，成为海外收藏中国瓷器唯一深具历史意义的艺术殿堂。其质量之高、种类之丰富，堪称举世无双，几乎涵括了十三至二十世纪初中国外销西亚的瓷器代表作。元代与明早期部分正是其典藏的核心精华，是研究和鉴赏中国陶瓷艺术必不可少的经典佳作。如此丰富的典藏正是历代苏丹心血凝聚的体现。其通过购买、接受馈赠或掠夺等方式取得，虽然取得手段不同，但对中国瓷器的痴爱之心却是始终一致。中国瓷器在奥斯曼人的生活中，始终是权势与财富的象征，在奥斯曼皇室和达官贵人之家广为使用，并被苏丹选作餐具，被视为珍品当做礼物馈赠。每逢苏丹登基、寿辰、大婚及其重要庆典，中国瓷器更是必见的贺礼。正基于中国瓷器尊贵非凡的身份，奥斯曼帝国皇室对它们一直珍爱有加，即使破损亦不忍抛弃。同时，由于奥斯曼人不同的审美品味和使用习惯的需要，促使在16中后期至17世纪的数十年里，托普卡比皇宫的匠师们在苏丹的指引下对部分中国瓷器进行镶嵌装饰，以期获得锦上添花之效果。其装饰内容可分两类：珠宝镶嵌和金属附件镶嵌。将宝石镶嵌于瓷器之上是奥斯曼帝国独有的宫廷艺术，16世纪下半叶这门工艺已发展成独立的艺术。这类镶嵌珠宝的器物属于帝王专用，除特殊情况外，不会流出宫外，存世实例可参见土耳其托普卡比皇宫藏品编号TKS15/40【永乐龙泉窑暗刻庭院景致图执壶】（图二）和前述提及的编号TKS15/1410的【永乐青花开光折枝花果纹执壶】，可惜后者宝石已经脱落。托普卡比皇宫所藏的镶嵌宝石瓷器大部分是在1550-1560年间制作。有关这类瓷器的最早资料来自皇宫档案中一份1534年-1536年的记录（TSMA，D.3/3）。据其记载，负责将宝石镶嵌在中国瓷器上的匠师称为“瑟哲”（金饰师）和“瑟尼参哲”（镶金师），属于宫廷的御用匠师。 “瑟哲”和“瑟尼参哲”受命加工中国瓷器除了镶嵌珠宝以外，还单独镶嵌金属附件，其工艺与前者一致，只是少了一道镶嵌宝石的工序。在托普卡比皇宫的中国瓷器藏品中，镶嵌金属附件的器物占有重要地位，反映出苏丹对这些器物格外钟爱和珍视。附件多以黄金、白银、镀金白银、锌铜合金及黄铜制成。十六、十七世纪时，这些附件多用于修缮破裂的瓷器或是改变瓷器的功用。至十八世纪时，则大多是纯粹装饰。因为瓷器的器口、颈和流等部分容易破损，以贵金属制成的饰片修补后便可继续使用。这些中国瓷器加上金属附件后变成带有奥斯曼色彩的器皿，反映出奥斯曼人的艺术传统和品味。本品属于第二类器皿，如此独特的镶嵌工艺正是奥斯曼帝国皇室御用的标志。至于改装的原因并非全部因为瓷器破损所致，更多是为了符合当时使用的习惯和审美的需求。例如执壶一项，在中国属于传统经典的酒具，但传入奥斯曼帝国之后用途却完全改变，功能有二：除了盛放净水，供礼拜前净手之用外，还成为在奥斯曼皇室贵族进餐时盛洗手水的容器。在今天伊斯坦布尔国家图书馆典藏一幅十五世纪的绘画中，一位西亚仕女怀中所持者正是青花执壶一把，并作倾倒状（图三），由此清楚可见执壶在当时已融入奥斯曼贵族的生活当中。由于其使用频率非常高，破损风险亦大，一旦破损则无法正常使用，辅以金属镶嵌来弥补不足，延续使用功能，而且经过镶嵌装饰后其价值不但丝毫未降，反而更加贵重显赫，成为同类器皿之中引人瞩目的翘楚。根据奥斯曼帝国宫廷镶嵌工艺演进历史可知，越是早期镶嵌工艺越是简练含蓄，十六世纪尤为明显，在十七世纪末才向奢华繁缛转变。无论金属饰物是否奢华，与器物本身的质量绝无关联，例如土耳其托普卡比皇宫藏【永乐青花花卉纹扁壶】（编号TKS15/1401）、【永乐青花龙纹天球瓶】（编号TKS15/1380，图四）口部的装饰甚为简约，但此二物皆为永乐青花瓷之重器。根据奥斯曼宫廷档案的记载，以上两者的口沿镶嵌工艺皆是由十六世纪后期奥斯曼宫廷匠师所为。其工艺处理与本品非常接近，如出同一人之手，由此可推测本品镶嵌改造时间应该亦在十六世纪后期。检视托普卡比皇宫的中国瓷器典藏，其中运用此番镶嵌技术装饰的瓷器有273件，数量和质量皆傲视全球。镶嵌珠宝的瓷器大多是小型器物，镶嵌金属附件的瓷器则是琢器为主。另外，世界各大博物馆和私人典藏当中亦有二十件之多，不过永乐御瓷所占整体比例不高，大约不过30件，其中能流通于市场者则寥寥无几，本品属于可流通且品格卓越之佳作，确实难能可贵。本品作为奥斯曼帝国宫廷御用的瓷器毫无疑问，那么为何流出在外？考察奥斯曼帝国皇室瓷器使用的习惯可知，中国瓷器流出宫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苏丹将瓷器赏赐给公主陪嫁。妆奁登记簿上常见瓷器的记录。奥斯曼人的婚礼中会举办展览妆奁的盛典，例如1728年萨里哈、艾丝和则内普公主们的妆奁（档案编号D.2213/1）其中有瓷碗、杯、盘和熏炉，部分镶嵌红、绿宝石、珊瑚和金银饰件，皆由苏丹赐赠所得。很可能基于此原因，本品得以流出宫外成为当今可以流通的奥斯曼帝国宫廷艺术珍品。镶嵌金属工艺的中国瓷器自20世纪初出现在欧洲艺术品市场后，一直声价不菲，来自伊斯兰世界的藏家对此情有独锺，往往不惜重金购藏，每一次成交价格远在没有镶嵌工艺的同类之上。此风尚同时亦深深影响了欧洲藏家，他们以购藏到一件镶嵌工艺的中国瓷器为荣，因此每逢拍卖会一旦出现此类中国瓷器则引来四方激烈争夺，例如由20世纪50年代伦敦一场拍卖会的成交记录可鉴，当中一件镶嵌金属附件的永乐青花玉壶春瓶成交近4000英镑，同一场次另一件完好的永乐青花罐则只以500多英镑落槌，两者悬殊之巨，令人诧惊和不解。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欧洲拍卖市场中唯一能与之相提并论、傲视同群者只有书写波斯文或阿拉伯文的永乐和正德御瓷，因为这些书写古兰经内容的器皿是那些信奉伊斯兰教藏家的必选之物。时至今日，拍卖场上一旦出现此类镶嵌工艺的中国瓷器，依旧风采不减当年。永乐御窑青花执壶本身存世数量罕少，当中具备奥斯曼镶嵌艺术装饰者仅见二例，本品是为其中之一，至为珍稀，具备重大的艺术价值与学术价值，既见证了明成祖永乐皇帝远航西洋、威加四海的雄伟理想，亦凝聚了奥斯曼帝国苏丹对中国瓷器无比珍视爱惜之心。两个古老而伟大的国度皆以自己最精湛最华美的工艺奉献于世，共同铸就出如此独一无二的艺术珍品，令后世永远膜拜和典藏。两种迵然不同的文化艺术在此之中得以完美交融，所迸发出无比独特的艺术魅力早已超越地域与民族的界线，遂成中外文明交流的光辉典范。（黄清华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