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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3 清嘉庆 青花矾红描金苍龙教子纹「懋勤殿」玺印盒

青花矾红描金苍龙教子纹「懋勤殿」玺印盒
拍品信息
LOT号 4983 作品名称 清嘉庆 青花矾红描金苍龙教子纹「懋勤殿」玺印盒
作者 -- 尺寸 直径23cm 创作年代 清嘉庆
估价 6,000,000-8,000,000 成交价 RMB 17,020,000
材质 形制


展览：ORIENTAL CERAMIC SOCY. （英国东方陶瓷学会），1968年，第97号
来源：纽约苏富比1976.10.23，Lot 322
盒扁圆形，子母口，圈足。盖面及器壁淡描青花祥云纹为地，其上各绘两条金彩三爪行龙飞腾于云海之间。底足内施白釉，书“大清嘉庆年制”青花三行六字篆书款。盒盖面正中金彩方框内署“懋勤殿”金彩三字，乃用金粉制成的液态金在瓷器釉面上描绘花纹、镶边或铺金地，经高温烘制后小心打磨而成。此印盒描金艳丽深沈，为御用的特殊金色“佛赤”，乃纯金粉拼入紫铜，呈色故而更为典雅沈稳。整器制作工艺精湛，应为嘉庆四年前太上皇训政时期的作品，釉色秀丽，描金精绝，是清代金彩瓷器中所见最为灿烂的实物，富丽的华美尽显乾隆御窑遗风，为嘉庆御窑早期上乘之作，格调不凡。此件印盒当为嘉庆时懋勤殿内所陈设的御用文具，百年颠沛流离后经1968年在英国东方陶瓷学会展及1976年纽约苏富比拍卖，再次为世人所知。现北京故宫博物院亦藏有同样清嘉庆玺印盒一只，虽残损严重，却可与此印盒互为印证。因为实用器，存世量极罕，本盒能以全美流传至今，殊为难得。故宫所藏印盒内还残存有当时用过的朱砂印泥，可想见当时御用情状。且是盒盒体直径逾20厘米，常见玺印盒直径多为5.5~12.5厘米，其宽大扁圆使内盛印泥平浅，尤其利于大型玺印的钤用。
清宫宫殿在存放帝后宝玺方面可谓各有侧重。交泰殿专门保存国宝，寿皇殿专门贮存前朝不用宝玺，而懋勤殿则存放当朝正在使用的宝玺。懋勤殿建成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秋，为乾清宫西庑小殿，藏以书史。清代沿明朝旧制，“取懋文勤武之义，故以贮典籍文房”，并为懋勤翰林待值处。除书籍之外，还贮藏有书画、文房四事以及赏赐记录等。“凡图文翰墨之具皆贮焉”（《日下旧闻考》），其中当然也包括皇帝钤用之玺印。据沈初《西清笔记》卷四记载：“御用铜、玉、冻石印章，皆贮懋勤殿，有《宝薮》一册，每遇御笔书画发下，用宝诸臣择印章字句合用者，位置左右，以令工人”。又据《国朝宫史续编》：“嘉庆间《宝薮》一册，所载宝玺多至九百余方，贮懋勤殿”。在清代，每当内府书画鉴定之后，都要将其交到懋勤殿用宝。自乾隆九年起，干嘉两代命翰林在懋勤殿中编修《石渠宝笈》、《天禄琳琅》、《秘殿珠林》、《西清古鉴》等书，“出秘藏古书画于懋勤殿，命翰林等评定甄别”。凡被编录整理的清官所藏书画，都要由负责此项任务的词臣，在懋勤殿内根据皇帝或自己与皇帝的鉴定、探讨的结论，奉命在其原件上钤盖皇帝宝玺。尤其是乾隆皇帝，好大喜功，喜欢炫耀的性格使其几乎无书不盖，无画不钤，成为在书画作品上留下印记最多的皇帝。乾隆皇帝有诗云：“懋勤笔砚例恒随”，正是对懋勤殿在盛世文化整理盛举中作用的记述。尤其嘉庆即位后《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的编纂工作均在懋勤殿完成，《清明上河图》，即始载于《石渠宝笈》三编。可以推想，其上的很多用印就是使用本印盒承以印泥钤盖的。
本玺印盒主题纹饰为苍龙教子图。所见双横空而出，穿腾于云海之中，遒健凶猛，气夺千里，神姿各异却又相互呼应，王者之气激荡其中，予人鉴阅之际顿生敬畏之心。其寓含的图像学含义值得进一步探究，其龙形象，口齿微张，双目圆睁，须发飘散，不怒自威，特别之处在于爪为三爪，十分少见。“三爪龙”在唐、宋、元为龙纹的主体，如宋代定窑、磁州窑，元青花和蓝釉留白器、白釉枢府器上的龙纹。清代较少出现，故揣摩此所绘三爪龙纹，当有摹古追宗之意，是对盛唐气象和蒙元大帝国的致敬。考察所见各种重要公私出版物及国际拍卖纪录可发现，三爪龙的纹饰于雍正时期有所出现，如雍正青花矾红“水波云龙”折沿大盘，盘心正面立龙为五爪，盘内壁各有一翼龙、行龙为三爪；再如清雍正青花海水龙纹长颈盘口瓶，主体纹饰为五爪大龙高高在上，三爪幼龙在下昂首呼应，寓苍龙教子之意，其中五爪龙象征皇帝，三爪龙象征皇子。是体现雍正与皇子父子情深的一件器物。此件玺印盒所绘之“三爪龙”形象，推想其含义，乃承继前朝苍龙教子之图式，三爪形式表现当朝天子嘉庆本人，亦寄托孝敬乾隆之情。又三为多，为极，是《老子》“三生万物”的思想体现。一龙为正，三龙为辅，三三见九，都是哲学化的“三”的图像学体现。
懋文勤武，祚以天下
-清嘉庆青花矾红描金苍龙教子纹“懋勤殿”玺印盒赏析
有清一代内府御制各式文玩不计其数，其中署写大内各处堂号与宫殿名称者亦有数十例之多，例如雍正朝之朗吟阁，高宗时期之乐善堂，道光皇帝之慎德堂，皆为一时之上品佳器，然集地位之显赫，制作之考究，装饰之华贵于一身者莫过于是次推出的清嘉庆青花矾红描金苍龙教子纹“懋勤殿”玺印盒。
本品形制端庄别致，扁圆式，子母口，全器以淡描青花祥云纹为地，上下彩绘一对三爪金龙而成。盖面绘饰“苍龙教子图”，图中祥云迭现，形态各异，深得汹涌之象，但见三爪金龙腾空而起，叱咤风云，虬躯矫健凶猛，大有气夺千里之势。幼龙则昂首欲飞，与侧首下顾的苍龙深情对望。两龙神形俱佳，栩栩如生，相顾之际，更得以妙笔传示出浓浓的殷切之情。龙爪细长尖锐，宛如铁钩，异常锋利，亦为有清一代之仅见者。所饰祥云借以线描之功不厌其烦地绘就，细腻而娴熟，展示御窑画工一丝不苟的匠作精神。其青花一色淡雅，极得清逸之意。盖面正中摹署“懋勤殿”金彩三字长方篆章，其篆文运笔朴拙，颇具金石味。盒身外壁亦对称绘饰二龙，风格上下一致。底部书青花“大清嘉庆年制”六字篆款，端庄规整，色泽淡雅。
本品设计精巧，风格新颖，制作工艺颇为复杂，需要二次烧成。首先于坯胎上暗刻出金龙和“懋勤殿”篆章的轮廓，然后据此在四周以青花线描祥云，覆施白釉入窑高温烧成，是为第一次烧制。其中暗刻纹饰是必要和唯一可选择的工序，只有如此方可保证画面装饰的准确性和完美性，以便于后续加彩工艺的顺利开展，端详本品金彩与青花相交汇处依稀可辨暗刻痕。第二步就是在瓷胎上以矾红勾勒出暗刻的纹饰，再用金粉制成的液态金在矾红轮廓线内涂绘，经高温烘烤后用玛瑙笔刮磨而成。本品描金绚丽深沈，为御用的特殊金色“佛赤”，乃纯金粉拼入紫铜，呈色故而更为典雅沈稳。为了呈现金龙的立体感，须先用金彩平涂龙身，再以浓度更高的金水描绘龙鳞和点画面部、三爪，经玛瑙笔打磨后，金龙体态的层次感即可体现，并在矾红彩的火焰纹映衬下更见金光灿灿，妍而不俗，格调不凡，尽显乾隆官窑奢华无匹之遗风。
纵观全器，其青花淡雅清新，胎釉莹润皙白，二者相得益彰，闪现出上品御瓷的非凡丽质，其金彩绘制尤为精致，称绝一时，是清代金彩瓷器中所见最为璀璨华贵的实物，当为嘉庆四年以前太上皇训政时期御窑所出的卓越佳作。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在位六十年的乾隆皇帝宣布归政于皇太子颙琰，嘉庆朝由此开始。但是嘉庆元年至四年之间，弘历作为太上皇仍掌握着最高决策权，嘉庆皇帝并不能独断朝纲，一切唯有遵循前朝规制施政。御窑烧造一项亦然，据内务府嘉庆三年《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载，嘉庆三年发往江西烧造的官窑瓷器，尚须要求“一半乾隆款，一半嘉庆款”，如此独特的烧造现象是明清御窑绝无仅有之事，亦恰好说明嘉庆御瓷与乾隆官窑渊源密切，断不可截然区分。彼时工匠秉承前朝之造器精神，技术物料相同，故所出之物量虽少然其品质无异于乾隆后期，是为嘉庆官窑水平之最佳时期。本品正是成造于此时，若掩其底款难以区分具体年份，其独特的装饰风格成为体现干嘉二帝艺术品味与政治理念的最佳结合。
本品规制恢弘，品格不凡，绝非常见之御用文房，其盖署“懋勤殿”款，点明其归属性质，故为懋勤殿专用的御玺印盒。懋勤殿，专为皇帝贮放图书翰墨，供其政余读书之处，在乾清宫之西庑，与端凝殿相对，建成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秋，藏以书史。清承明制，“取懋文勤武之义，故以贮典籍文房”，并为懋勤翰林待值处。清人《养吉斋丛录》 云：“懋勤殿为乾清宫西庑之中三楹，内悬‘基命有密’额，圣祖冲龄读书于此。后为内延翰林修书人直之地，庋藏书画及文房四事等，则宫殿监司之。”“凡文房四事，由各处呈进，备用颁赐各件，皆存懋勤殿库，本殿监典守之”。
因此，有清一代，懋勤殿与宫廷文化活动相关的功能大体有三：
一、收贮图书。
据《懋勤殿书目》记载可知，其藏书包括御制与钦定之书、正史、本朝政书、著名文集、儒家经典及其注释、古代资政经典著作，共约600部。
二、收藏书画、法帖和玺印。
三、文房四事的贮藏和管理
乾隆皇帝有诗云：“懋勤笔砚例恒随”、“凡文房四事，由各处呈进备用。颁赐各件，皆存懋勤殿库”。懋勤殿兼本房太监数额、职掌如下：七品首领一，执守侍。八品首领一，侍监。太监十。专司承值御笔并收掌文房书籍、登载内起居注及御前坐更等事。在各种仪式中涉及文房器用者，均由懋勤殿太监负责。紫光阁武试仪，“懋勤殿太监陈列朱笔暖砚于案”；每岁十二月初一日，赏赐福字仪，“懋勤殿首领太监陈龙笺、大笔、墨海于重华宫祗候，皇帝以‘赐福苍生笔’书‘福’字十余幅贴各宫”；秋谳勾到仪，“懋勤殿太监设宝座，案东向，陈笔砚文具”；恭遇每岁新正，特召内廷大学士、翰林于重华宫茶宴联句，“宫殿监豫请所司具茶果，承应宴戏，懋勤殿首领太监等具笔墨纸砚”。
当中与本品发生直接关系的则属第二项功能：存放当朝皇帝正在使用的宝玺。据沈初《西清笔记》卷四记载：“御用铜、玉、冻石印章，皆贮懋勤殿，有《宝薮》一册，每遇御笔书画发下，用宝诸臣择印章字句合用者，位置左右，以令工人”。又据《国朝宫史续编》：“嘉庆间《宝薮》一册，所载宝玺多至九百余方，贮懋勤殿”。有清一代，每当内府书画鉴定之后，都要将其交到懋勤殿用宝。自乾隆九年起，干嘉两代命翰林在懋勤殿中编修《石渠宝笈》、《天禄琳琅》、《秘殿珠林》、《西清古鉴》等书，“出秘藏古书画于懋勤殿，命翰林等评定甄别”。凡被编录整理的清官所藏书画，都要由负责此项任务的词臣，在懋勤殿内根据皇帝或自己与皇帝的鉴定、探讨的结论，奉命在其原件上钤盖皇帝宝玺。尤其是乾隆皇帝，好大喜功，喜欢炫耀的性格使其几乎无书不盖，无画不钤，成为在书画作品上留下印记最多的皇帝。乾隆皇帝有诗云：“懋勤笔砚例恒随”，正是对懋勤殿在盛世文化整理盛举中作用的记述。
既然钤印，自然需备相应的印盒，本品正是进入嘉庆朝之后，御窑厂承命烧造专门供懋勤殿使用的印盒。现北京故宫博物院亦藏有同样清嘉庆懋勤殿款龙纹印盒一只，虽残损严重，却可与本品互为印证，应为当年配对之作，后者著录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文玩》页284，图288。其盒内尚残存当年的朱砂印泥，可想见当时御用情状，且其直径逾20厘米，尺幅颇巨，其宽大扁圆使内盛印泥平浅c，适应懋勤殿所存大小不一的各式玺印的要求，尤其利于大型玺印的钤用。
为何本品之出现会是在嘉庆朝呢？依据档案史料推测，个中主要原因应该是基于《石渠宝笈》三编的编纂工作之需。乾隆五十八年，《石渠宝笈》三编的编纂工作奉命开始，历时二十余年方成，此工程浩大艰巨，前两年只是前期准备，实质工作进入嘉庆朝才真正大规模开展，期间用玺较之先前更加频繁，一旦钤印必繁，自然需要更多配套的印盒。因此，本品应运而生。《石渠宝笈》三编的编纂是乾隆文化大业之组成部分，是弘历父子二人的宏愿，嘉庆皇帝登基之后依然尽力协助乾隆皇帝为之，由嘉庆皇帝制作如此高级的文房印盒，足见其对《石渠宝笈》三编编纂工作的重视。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肯定成书于嘉庆年间的《石渠宝笈》三编上的玺印许多就是使用本印盒承以印泥钤盖而成的，本品则见证了此番千古不遇的文化壮举，殊为难得。
懋勤殿地位重要，依据清宫规制需要专门篆刻本殿玉玺，以征信于世，北京故宫博物院今存“懋勤殿宝”青玉玺，长、宽为11.3厘米，通高9.5厘米，正是代表懋勤殿的主要信物，另依《乾隆宝薮》可知尚有数例，其中原属法国吉美家族旧藏乾隆“墨玉兽钮‘懋勤殿’玺”印文（著录于香港苏富比2008年秋拍第2005号拍品）正与本品“懋勤殿”篆文非常相近，可鉴本品之篆章乃摹自懋勤殿玉玺之印文。
作为如此重要之物，本品纹饰的选用绝非随意而为，皆是由干嘉二帝多番钦选的结果，而且烧造时间特殊，正是弘历为太上皇之际，因而苍龙教子图的出现必具深意。有清一代，苍龙教子图作为清宫御瓷装饰题材始见于雍正一朝，至乾隆后期成为御瓷之中寓意特殊的一类，凡装饰此题材者皆是品格非凡、级别甚高的陈设瓷，往往存世稀少，例如清宫旧藏清乾隆“斗彩描金海水云龙纹扁瓶”和西藏博物馆藏品清乾隆“青花云龙背壶”皆为独步一时的珍品，分别著录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五彩•斗彩》页278、图254和《西藏博物馆藏明清瓷器精品》页108。
与以上二例相比，本品最为独特之处则是三爪龙的出现，干嘉二朝御瓷使用的苍龙教子图皆为五爪龙，唯独本品例外，颇为奇特。但三爪龙依然是清宫素有的尊贵纹饰，早在康熙初年已经出现，例如清宫旧藏“康熙帝写字像”就是明证，画中少年康熙皇帝身后的屏风上正是绘饰苍龙教子图，苍龙的神态动作与本品非常类近，而且也是三爪，锐利之状如出一辙。可鉴，清宫对三爪苍龙教子图的使用甚早，并备受重视。画中所绘之处必为康熙皇帝年少时的一处书房，画中未详交代，但前述文献曾提及懋勤殿时记述“圣祖仁皇帝冲龄曾读书于此”，由此不可排除画中书斋正是懋勤殿内的一隅。如果推测属实，那么，三爪龙与懋勤殿则源远流长，或正是其重要而独特之处。
乾隆后期“苍龙教子图”在御瓷装饰中的出现是藴含着深刻的寓意，寄托了乾隆皇帝对大清天下的下一任继承者的殷殷期望。满清定鼎中原之后，之所以能够出现励精图治、开拓疆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的“康乾盛世”，除了三代君主皆具备匡扶社稷、治国安邦的杰出才干外，还在于他们均选择了优秀的继任者。如雄才大略的康熙、勤政为民的雍正、锐意进取的乾隆，无一不是上任皇帝生前所精挑细选的最佳接班人。故此如何于诸皇子之中考察选取最佳者即太子位，关乎社稷安危，天下得失，乾隆皇帝面临同样的抉择和压力。
乾隆三十八年，弘历秘密建储，决定皇位传给皇十五子永琰，即后来的嘉庆皇帝。如何培养继承人自然是弘历必须考虑的问题，虽然没有公开皇储身份，但是实际事务之中乾隆皇帝对永琰格外器重，已经暗示其储位所属，因而一直在教导和培养他。乾隆皇帝对“教子”行为的重视可以借后来其禅位之后对嘉庆皇帝实行的“训政”得以体现 。训政，即是旧时皇帝退位为太上皇，嗣皇帝仍须禀承训示处理大政。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永琰被正式宣布立为皇太子，乾隆皇帝就此发出上谕：“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禀承，不致错失。”表明乾隆皇帝在禅位之后，朝中大事嘉庆皇帝仍需要聆听他的教诲，以免施政失当。此状况延续至嘉庆四年初乾隆皇帝驾崩为止，《清史稿•仁宗本纪》记道：“初逢训政，恭谨无违。”永琰忠厚老实、规规矩矩、重视仁孝，对乾隆皇帝的意旨一向言听计从，无疑最符合乾隆皇帝的训政目的。嘉庆二年，弘历已当了两年的太上皇，五世同堂，本该娱悦于山水之间，颐养天年，却依然朝夕牵挂着朝政，因此特意刻制了“归政仍训政”印章，告诫自己不可松懈培养继承人的重任，由此可见其对大清江山的重视，对嘉庆皇帝执政的关切。
本品正是乾隆皇帝此番“教子”苦心的见证，寄寓乾隆皇帝教导大清新一代君主的款款真情，所绘苍龙教子图之中幼龙则是皇十五子永琰的化身，昭示其嗣承大统之位依然需要听从太上皇谆谆教导，苍龙殷切的眼神也折射出乾隆皇帝对永琰的关切和对大清江山的思虑。（黄清华 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