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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信息

LOT号	4982	作品名称	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白玉御题诗「太上皇帝」圆玺
作者	--	尺寸	直径4.6cm；高5cm	创作年代	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
估价	咨询价	成交价	RMB 161,000,000
材质		形制
来源：香港苏富比2007.10.09，Lot 1301 竞投本件拍品，请与本公司有关业务人员联系提前办理特殊竞投号牌。整体呈圆柱状，顶部利用土红沁色浅浮雕双龙捧干卦图案，印面朱文篆书“太上皇帝”四字。玺四周以拨划法阴刻乾隆帝《自题太上皇宝》御制诗。此玺玉质温润细腻，顶部纽雕及四周的御制诗文字刻工流畅精细，形态自然，是典型的乾隆时期的风格。这方宝玺在现藏于北京故宫的《乾隆宝薮》（乾隆御玺印谱）中有明确著录，经与实物比堪，无论是材质、体量大小，还是印文篆法布局都与该书中的记载完全相合。关天乾隆“太上皇帝”圆玺郭福祥北京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研究员清代的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实际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享寿最高的皇帝，仅凭此点，便可以使他有资本在中国帝王神坛之上睥睨一切。更值得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在其统治期间，他承先祖余绪，仗全盛国力，天作人和，将一次次的人生转折化作了一次次的辉煌，使得他能够在将近九十年的人生岁月中不断创造着中国帝王历史上的神话。现在看来，他的这些人生的重大转折在那个时代的各类宫廷遗物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同样，在他的御用宝玺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几年前，笔者曾经出版过专门研究帝后宝玺的《明清帝后宝玺》一书。书中所总结的乾隆宝玺的特点之一就是“记事纪盛功能明显。”其中写道：“乾隆时期每遇到重要的国事家事，都要刻制宝玺以示纪念。……这些宝玺在他去世之前不断的被复制，数量很多。如果把他们按年代先后顺序排列起来，乾隆一朝的国事家事便可一目了然。”因此，乾隆一朝的重大历史事件成为构成宝玺背后文化意义的不可或缺的要素，是我们把握和认识乾隆宝玺的一把钥匙。而此乾隆皇帝的“太上皇帝”圆玺可以说是这样一方颇具代表性的作品。此玺白玉质，整体呈圆柱状，顶部利用土红沁色浅浮雕双龙捧干卦图案，印面朱文篆书“太上皇帝”四字。玺四周阴刻乾隆帝《自题太上皇宝》御制诗。此玺玉质温润细腻，顶部钮雕及四周的御制诗文字刻工流畅精细，形态自然，是典型的乾隆时期的风格。这方宝玺在现藏于北京故宫的《乾隆宝薮》（乾隆御玺印谱）中有明确著录，经与实物比堪，无论是材质、体量大小，还是印文篆法布局都与该书中的记载完全相合，可以确定此玺为乾隆时期的真品。要准确的理解乾隆皇帝时期的此方宝玺，首先就要明了“太上皇”的历史。所谓“太上”者，无上也，为极尊之称；“皇”者，德大于帝也。也就是说“太上皇”是德高于皇帝的至高无上之人。在中国历史上，“太上皇”最早出现在秦代。据司马迁《史记》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自称皇帝后，追封他的父亲秦庄襄王为太上皇，这也是唯一的死后被尊为太上皇的例子。《史记》还记载，汉高祖刘邦称帝后，对自己的父亲刘太公尊崇备至，五天一朝，行家人父子之礼。有一天，管家对刘太公说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现在的皇帝虽然是你的儿子，但更是一国之主，而您虽然是皇帝的父亲，但毕竟是皇帝的臣民，哪有君王朝拜臣民的道理呢？长此下去，则威重不行。”后来，刘邦再来朝见，刘太公就手拿扫帚迎出门外，再倒退着将刘邦迎入屋内。刘邦看后大惊，忙问缘由。刘太公说：“你为主人，我是臣民，怎么能因为我而乱了天下法度呢！”于是，刘邦下诏尊刘太公为“太上皇”。这个刘太公，就成为历史上唯一未曾称帝而被尊为太上皇的人。以上这两个太上皇，和后来的禅位而成为太上皇的情况有本质的区别。后来的太上皇专指尚未去世但由于种种原因将皇位禅让给他人的皇帝。比如历代皇帝传位于太子，则多被尊称为太上皇。事实上，太上皇并不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所固有的制度。因此，它的出现通常伴随着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上的太上皇们因授受之际的情况不同而境遇各异，但是多数是受形势所迫勉强让位。通观中国历史，名副其实既有尊位又有权势的太上皇，恐怕非清代的乾隆帝莫属。对于乾隆帝而言，传位于嘉庆让自己成为“太上皇帝”，是他自己主动完成的行为，同样是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按照乾隆帝自己的说法，早在他继承皇位的时候，就默祷上苍，如果使他享位六十，纪元周甲，他就要传位于嗣子。实际上，直到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十一月他才公开提出此事。开始，他只不过是以祈求长寿，但几年以后，当归政和建储发生了联系，他才真正意识的自己当初的许诺意味着甚么。但天子有信，出言必行。于是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九月初三日，八十五岁的乾隆皇帝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宣布立皇十五子嘉亲王颙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为嗣皇帝嘉庆元年，届期归政。第二年新正乾隆亲自举行授受大典，并下召“……皇太子于丙辰正月上日即位皇帝。朕亲御太和殿，躬授宝玺，可称朕为太上皇帝。”这样乾隆帝结束了长达六十年之久的御政临民的皇帝生涯，成为清代唯一也是历史上最后一位太上皇帝。就在宣布颙琰传位之同时，乾隆皇帝也为即将到来的太上皇生活进行积极的准备。九月二十八日他又传下谕旨：“朕归政后，应用喜字第一号玉宝，刻太上皇帝之宝，即将御制《十全老人之宝说》镌刻作为太上皇帝册，用彰熙朝盛瑞。”用喜字第一号御宝刻制的这方“太上皇帝之宝”面二十二点五厘米见方，为清代最大的皇帝御宝，现珍藏于故宫博物院。此后，在乾隆皇帝授意下，内府工匠用不同的质地制作了多方太上皇之宝，此次所拍之品即是其中之一。据北京故宫所藏《乾隆宝薮》（乾隆御玺印谱）一书记载，乾隆为太上皇帝期间，共刻制不同尺寸大小的太上皇帝御宝二十余方，这些御宝目前绝大部分仍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通观这二十几方太上皇帝御宝，可以看出此方“太上皇帝”圆玺的特别之处。其一，特别的形制。乾隆绝大部分的太上皇帝玺都是常见的方形或长方形，圆形的印面只此一方。乾隆帝有意识地刻制这种四字呈“十”字布局的圆形小玺，始自于他的“信天主人”玺，此后每遇重大事件，往往仿此而作一、二方，如“古希天子”、“五福五代”、“八征耄念”、“天恩八旬”等，从而形成了一个系列，此方“太上皇帝”圆玺便是此一系列中的最后一方。其二，特别的材质。此方“太上皇帝”玺使用温润纯净的白玉刻制，整体呈圆柱状，上部做出土红色沁，显得古朴凝重，成为乾隆通常认为的“汉白玉”。经过如此的人工处理，使得此玺的材质与制作此类印玺惯用的“汉玉”材质相协调一致。同时，此玺的外在形态使我自然联想到乾隆的另一方与此极为相似的“古希天子”圆玺，根据乾隆帝自己的记述，那方“古希天子”玺是利用一件古玉轴头的上半部分刻制的。那么，在刻制此方“太上皇帝”圆玺的过程中，乾隆帝在选择具体式样的时候是否有意识地参照了这一用轴头刻玺的做法，有意地配成一对呢？应该说这是极有可能的。其三，特别的意义。此玺的纹饰和文字对乾隆帝而言是具有特殊含义的。其顶部所刻的双龙捧干卦图案，乾隆时期不但将其刻成宝玺钤用，而且在同时期其它各类宫廷器物上也多有施用，成为乾隆帝的重要标志图案。而玺四周所刻乾隆帝的《自题太上皇宝》御制诗，是乾隆帝专门为刚刚制作好的“太上皇帝之宝”玺而作的，更是乾隆帝当时心态的真实反映。该诗作于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新正完成授受大典，乾隆帝成为太上皇帝刚刚一个月以后的二月初八日。诗云“由古来云太上皇，徽称懿号谓非当。即斯六袠庆犹幸，加以双文愧莫遑。自问生平奚立德，永言绳继祝丕昌。窗明几净西铭读，恰合随时爱景光。”尤其是诗的最后两句，表露出彼时乾隆帝的所思所想。在窗明几净的书房内，展卷研读宋代大儒张载著名的哲学著作《西铭》，发万物一体之微，体乾坤大道之义，默会前贤，忘记忧愁，这恐怕也是乾隆帝理想中太上皇生活的重要方面。而在此诗的自注中，乾隆特别提到他成为太上皇后，摒弃了例行的加上尊号等繁文缛节，只是“命镌太上皇帝之宝”作为自己这一重要人生转折的纪念。该诗被多次移刻在不同的“太上皇帝”宝玺之上，包括这方“太上皇帝”圆玺，其意义不言自明。作为乾隆帝太上皇时期的重要宝玺之一，此方圆玺经常钤用于内府收藏的书画之上，印记至今仍可见到。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唐代韩滉《五牛图》卷、晋代王献之《中秋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唐寅《品茶图》轴等均有钤此玺。另外，在一些宫藏古器物之上也刻有此玺。如台北故宫所藏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夏代的玉圭上就是如此。而且此玺往往与“古希天子”圆玺共同出现，位置相互对应，似乎也可以证实前面所提到的这两方圆玺之间关系的可能性。《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曾在即位之初焚香默默祈祷上苍，若能像自己最崇拜的人——祖父康熙皇帝一样，享位达到六十年，纪元周甲，他就要传位于嗣子。实际上，直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他才公开提出此事。开始，他只不过是以祈求长寿，但几年以后，当归政和建储发生了联系，他才真正意识的自己当初的许诺意味着甚么。但天子有信，出言必行。且禅让皇位，体现了乾隆对孝道的服膺和宣扬。作为一国之君，乾隆在“孝亲”上理应作出表率，许诺在位期限不超过祖父康熙皇帝，是他对皇祖的别样避讳与敬重。祖先所拥有的东西，作为子孙的应当全力避讳，康熙以在位六十一年而有“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身份，乾隆自然不会超越祖父所保持的纪录。另甲为天干之首，子为地支之始，在中国传统干支纪年中一个循环的第一年亦称“甲子年”。甲子乃万年之始，恰合乾隆皇帝心意，其曾于乾隆八年（1743年）也就是甲子年的前一年，命唐英榷陶创烧万年甲子转心笔筒，以达“循环如意，福寿连绵”的美意。于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初三日，八十五岁的乾隆皇帝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宣布立皇十五子嘉亲王颙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为嗣皇帝嘉庆元年，届期归政。九月二十八日他又传下谕旨：“朕归政后，应用喜字第一号玉宝，刻太上皇帝之宝，即将御制《十全老人之宝说》镌刻作为太上皇帝册，用彰熙朝盛瑞。”此后，在乾隆皇帝授意下，内府工匠用不同的质地制作了不同尺寸大小的太上皇帝御宝二十余方，这些御宝目前绝大部分仍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乾隆绝大部分的太上皇帝玺都是常见的方形或长方形，象征大地，以代表对“王土”的统治，圆形的印面只此一方。古人以为天圆地方，以圆象天，始自上古礼天之玉璧、玉琮。其玺顶为“干”卦，“干”卦为《周易》64卦之首，又称“干为天”，正是清廷以“敬天法祖”为训，皆籍来与天对话。又此玺是少有的可供皇帝摩挲把玩的玺印之一，尺寸恰合，盈盈一握，天地尽在掌握。虽历经海外百年飘零，仍包浆凝厚，仿佛乾隆手泽犹在。其顶部所刻的双龙捧干卦图案，乾隆时期不但将其刻成宝玺钤用，而且在同时期其它各类宫廷器物上也多有施用，成为乾隆帝的重要标志图案。而玺四周所刻乾隆帝的《自题太上皇宝》御制诗，是乾隆帝专门为刚刚制作好的“太上皇帝之宝”玺而作的，更是乾隆帝当时心态的真实反映。法国吉美博物馆藏清乾隆时期宫廷画家钱维城所绘《乾隆皇帝像》中，此方宝玺被钤盖于乾隆头顶正中，其意义之重要不言自明。 “≡”卦名，音干。《周易•干傅》：“干，元亨利贞。”唐孔颖达疏云：“干，健也。天言之体以健为用。圣人作《易》，本以教人，欲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体，故名干不名天也。天以健为用者，运行不息，应化无穷，此天之自然之理。故圣人当法此自然之象，而施人事亦当应物成务，云为不已，终日干干，无时懈怠，所以因天象以教人事。”此说正与乾隆之“自强不息”说相合。孔疏又云：“元亨利贞者是干之四德也。……言圣人亦当法此卦而行善道以长万物，物得生存而为元也；又当以嘉美之事会和万物，令使开通而为亨也。又当义协和万物，使物各得其理而为利也。又当以贞固干事使物各得其正而为贞也，是以圣人法干，而行此四德。”乾隆卦图像为“≡”，为乾隆帝的图像徽记和吉祥数字，双龙捧“≡”图像在乾隆帝御用玺印中经常出现，以表明其于干之四德有所结果。英国李约瑟说：“古代中国思想界关于天地形状的最为盛行的想法，是认为天圆地方。” 据以上考古材料推测，“天圆地方”的观念至少在公元前四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已经产生，而且在后世的文献中多见这种表述。如《周髀算经》卷上云：“圆方者，天地之形、阴阳之数。”又曰：“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 而且，古人对“天圆地方”的感性认识常常作为日常生活中实物的模拟，玉琮呈“内圆外方”，是原始先民“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周易•说卦》曰：“干为天，为圜；坤为地，为大舆。”《说文解字》释“圜”曰：“圜，天体也。”段玉裁注：“圜，环也。”则天为圆环之形；而“舆”就是生活中的车，《说文》曰：“舆，车舆也。”段注：“车舆，车之舆也。……舆为人所居。”所以大地之形就如载人的车一样。《周礼•考工记上》也说：“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圆也，以象天也。”据《史记•天官书》：“轸为车。”即大地方如车箱，高天圆如车盖。可见这种直观模拟形成的印象深入人心。沿至明清，帝王用以“祭天”“祈谷”的建筑天坛，无论在整体布局还是单一建筑上，都反映出天地之间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在中国古代宇宙观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同时，这些建筑还体现出帝王将相在这一关系中所起的独特作用。全部宫殿、坛基都朝南成圆形，取蓝色琉璃瓦顶，以象征天。深谙此意的乾隆皇帝以此白玉圆玺立体形象模拟“天圆地方”的宇宙构造。玺的玉质“为山之象征或山石精髓”，圆器象天，其型正是象征天地贯串的天地柱，可以沟通天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宇宙观与通天行为的很好的象征物。又《吕氏春秋•圜道篇》曰：“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天下。何以说天道之圆也，精气一下一上，圆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圆；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主执圆，臣主方。方圆不易，其国乃昌。”这是古人对天圆地方的高度抽象，为了把天地与人世联系起来，天地以及天地之道对他们思维具有无形的规制，也体现了他们竭力把天地与人世沟通的努力和心情。可以说，是“圆方之道”使“天地”与“君臣”联系起来，它们之间有着各执其道，不可易位的关系。因为天高地下，高下就被赋予价值意义，也就是天尊地卑，于是与天地对应的君臣关系自然顺延了这种尊卑的秩序，所以说“方圆不易，其国乃昌”，方与圆不能易位，才能保持社会稳定，国家昌盛，意味着君臣上下的秩序是永恒的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