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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信息

LOT号	4684	作品名称	清乾隆御制松石绿描金云纹《古稀说》瓷板（六块）
作者	--	尺寸	58.5×25cm×6	创作年代	清乾隆
估价	6,800,000-9,800,000	成交价	RMB 10,304,000
材质		形制
来源：1940年代上海“聚珍斋”张仲英旧藏； 1942年-1972年香港吴昆生旧藏； 1972年香港苏富比拍卖； 1972年至今张仲英之子收藏清高宗英武睿明，善承绪业，继康、雍二朝之馀烈，国内太平，乾隆六十年中，武功文治，并臻极盛。凡其所为，皆为开创而兼守成之事业，故高宗功业虽为康、雍以来休养生息之结果，实亦由于自身之励精图治、发扬光大之力也。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高宗皇帝七十寿辰之际，工部尚书彭元瑞上呈《古稀之九颂》贺表，其中引用了唐朝大诗人杜甫“人生七十古来稀”之句，赞颂高宗皇帝为“古稀天子”。高宗皇帝十分欣赏，遂自撰《古稀说》，历数秦汉以下诸代帝王中活到七十岁的只有六个人，其中汉武帝、梁武帝、唐明皇、宋高宗都不值一提，元世祖和明太祖虽武功甚盛，但“礼乐政刑，有未遑焉。”惟见自己，“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均为以上六君所不能比的，是古今少有年登古稀的英明君主。“且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得意之情，不能自掩。为志七十寿辰，高宗皇帝谕旨刻制“古稀天子之宝”并附《古稀说》诗文于四周。《清史稿·志七十九》之“皇帝御宝”条记载：“乾隆四十五年八月，高宗七旬圣寿，用杜甫句刻“古稀天子之宝”，并御制《古稀说》，兼系以诗。四十六年正月，用乾清宫西暖阁贮“敬天勤民宝”之例，贮“古稀天子之宝”于东暖阁。”自此之后，《御制古稀说》深得当时朝廷上下推崇，内府为之刊刻成书，流布社会，广为人知。乾隆皇帝更视之为重要礼物，赏赐臣下与藩属，例如《清高宗实录》有载“乾隆四十九年，恩赏安南国王缎各一、纸笔墨砚各一。特赐国王《古稀说》，并御书“南交屏翰”四字。”因此，《御制古稀说》是乾隆皇帝对自己过去四十五年里的政治成就的总结和自我评价，宣示了当时乾隆皇帝的政治理念和人生豪情，成为乾隆晚年生活中显赫的精神成果之一，自然成为清代宫廷文化的重要因素。本品正基于上述此番宫廷文化风行而产生的结果，是乾隆皇帝自得情怀的见证。此套瓷板原为十二屏，上铭《御制古稀说》一文，现存六屏，依其内容可知，分别为第一、四、五、六、九、十屏。瓷板敷设松石绿釉为地，匀净厚润，色泽雅致，以金彩描绘迤逦祥云，遍布全体，上面阴刻《御制古稀说》诗文，填绘金彩，笔法稳健，古拙沉雄，流露出凝练苍朴的金石趣味。全器装饰华丽而不失文雅，益见浓厚的十八世纪清宫尊贵之气息。每屏文字布局规整，体例考究：第一屏文字：余以今年登七袠，因用杜甫句刻“古稀天子之宝”，其次章而即继之曰“犹日孜孜”，盖予宿政有年，至八旬有六即归政而颐志于宁寿宫，其（缺）第二、三屏文字：未归政以前，不敢驰干惕，犹日孜孜，所以答天庥而励己躬也。正寿之庆，群臣例当进献辞赋，于是彭元瑞有《古稀之九颂》，既以文房等件赐之，以旌其用意新而遣辞雅。顾一再翻阅，颇有不得不为之说申予意。其辞曰古人有言颂不忘规，兹元瑞之九颂，徒见其颂而未见其规在。元瑞第四屏文字：为得半而失半，然使予观其颂，洋洋自满遂以为诚，若此则不但失半又且失全，予何肯如是夫？由斯不自满歉然，若有所不足之意充之，以是为敬第五屏文字：天之本，必益凛旦明毋敢或渝也。以是为法祖之规，必思继前烈而慎聪听也。以是劝民庶无始终之变耳，以是典学为实学，以第六屏文字：是奋武非黩武也，以是筹边非鉴空，以是制作非虚饰。若夫用人行政，盱食宵衣，孰不以是为慎修思永之枢机乎？如是而观，元瑞之九方且益深予临深履薄之戒，则其（缺）第七、八屏文字：颂也，即规也。更惓思之三代以上弗论矣，三代以下为天子而寿登古稀者，才得六人已见之近作矣。至夫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且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第九屏文字：佛者。即所谓得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为创业之君，礼乐政刑有未遑焉，其余四帝予所不足为法，而其时其政亦岂有若今日者哉？是诚古稀而已矣，夫值此古稀者，非第十屏文字：上天所赐乎！天赐古稀于予，而予设弗以敬承之，弗励慎终如始之志，以竭力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古云：适百里者半九（缺）第十一、十二屏文字：十里栗栗危惧，诚恐耄荒而有所陨越，将孤天恩，予又何敢如是。然则元瑞九颂有裨于予者大焉，故为之说如右，群臣献辞赋者甚多，大约不出于元瑞之九颂，予将以是说既之，则所为有颂而鲜规者，以毕视之进规而非啻颂矣！乾隆岁次庚子孟冬上浣御笔。全文共653字，现存339字。以现存六屏的布局体例可知，制作者非常讲究“顶格”，例如：第五屏第一行“天之本义…”以“天”字，第三行“祖”字顶格第十屏第一行“上天所赐乎…”以“上天”二字，第二行“天”字，第四行“天”字，第五行“祖”字顶格。此体例与“古稀天子之宝”碧玉交龙纽宝玺四周阴刻《御制古稀说》的行文格式一致，展现出清宫敬天法祖的等级观念和敬谨尊崇之心。行文体例的相同则表明其来源一致，乃是严格依据内府之规章而成，故本品应为乾隆时期内务府造办处出具图样，交由御窑厂烧造，成造时间应在乾隆四十五年之后的几年里，当为清宫罕见的文物。该瓷板原为一套十二屏，每屏宽25厘米，总长达3米，高近2尺，尺幅颇为恢弘，如此之物，文气甚浓，其放置之所必为高宗皇帝颐养天年之地。紫禁城的后廷宫殿内房间面积一般不大，而摆设却不少，尤其墙体各类装饰繁多，而且诸类摆设暗含吉祥寓意，历朝更换甚少，若增换大型平面装饰，影响太大，而类似圆明园和热河行宫等处为皇帝修养怡情之地，室内摆设较皇宫自由、宽松，更何况乾隆晚年犹为钟情圆明园，不遗余力厚加装饰，据乾隆朝《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记载，御窑厂烧造不少御瓷隽品均送至圆明园储存和陈设。因此，推知本拍品最初更多可能是陈设于圆明园或热河行宫的某处书斋之中。御制诗文装饰宫廷工艺品乃乾隆皇帝个人独特的喜好，御瓷当中不乏其例，比如墨书各式书体的轿瓶，颇见特色。然而瓷板一项，就北京故宫博物院与世界各大公私收藏机构所公开资料之中始终未见装饰御制诗文之实物。本品当为乾隆朝御物珍品，至今虽仅存一半，余者不知所踪，然不失其珍，因为它为当今孤品，是清宫里关于《御制古稀说》的唯一瓷制品。至于何时佚出内府已不可考，然其近世以来之流传，清析可靠。最初出现于上海，其时为1942年春，遂入大古玩商张仲英之手，同年由张氏转让给当时纺织大王上海纬纶纱厂的老板吴昆生，1949年吴氏携之赴港定居，珍藏终身。后于1972年香港苏富比首次拍卖会吴氏珍藏专场中再度出现，为张仲英之子购得，秘藏至今。由此观之，此六屏《御制古稀说》瓷板与张氏父子结缘至深，可谓美谈也！（黄清华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