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品信息

LOT号	3658	作品名称	文徵明 1520年作吴山秋霁图手卷
作者	文徵明	尺寸	画22×196cm；跋22×190cm	创作年代	1520年作
估价	30,000,000-40,000,000	成交价	RMB 34,720,000
材质	设色绢本	形制	手卷
出版：1.《宋元明清中国古代书画选集（二）》，第215-218页，保利艺术博物馆编。 2.《第二届北京中国文物艺术品国际博览会展览图录》（贰），第52-53页。著录：《石渠宝笈》三编（《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第十二册，第4134-4135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题跋：（一）文待诏吴山秋霁图，浩歌亭藏。（二）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外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华。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柤。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纷堞隐悲笳。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匡衡薄疏功名抗，镏向传经心事违。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直北关山金鼓振，征西车马羽书驰。鱼龙寂寞秋江晚，故国平居有所思。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珠帘绣柱围黄鹄，锦缆牙樯起白鸥。徊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关塞极天惟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渼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皇枝。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右杜少陵秋兴八首，嘉靖甲申十月之朔，书于玉磬山房，文徵明。钤印：停云生、文徵明印（三）文征仲先生名播海宇，其节义固自可重，而翰墨之精，人犹不易及也。此卷乃为吾友陈复甫画，第识正德庚辰十月写，未始有他题也。传至子正，复得先生所隶秋兴八首，不特书法精妙，而缣素广狭如出一体，遂称联璧。噫！神物固有合，乃因子正而合之，其亦得所依矣。喜而为之识。庚戌清和三日，彭年。钤印：孔加、隆池山樵（四）书画联璧，三代情深。戊子立秋杨新观题。钤印：杨新、龙纹印（五）吴山秋霁图，为文徵明画赠陈淳者，时在正德庚辰。余曾着文考证，是年陈氏北上入太学，文氏写此以壮行。世传文、陈之间曾生嫌隙至于绝交。此作之存世及陈括所藏文徵明隶书《秋兴八首》，装裱成一卷，遂为联璧，倩彭年题记，足可证文、陈两家三世友情始终如初，传闻之语岂可信乎！戊子立秋杨新识于京华。钤印：杨新、半聋题识：正德庚辰十月，征明。钤印：文徵明印鉴藏印：项元汴（1525-1590）：项元汴印、神、品、项墨林鉴赏章、檇李、项元汴印、项元汴印、项子京；弘历（1711-1799）：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乐寿堂鉴藏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石渠宝笈；颙琰（1796-1820）：嘉庆御览之宝、嘉庆鉴赏、宝笈三编；杨新（1940-？）：杨新；其它：宗韵、尘外、宗韵鉴定、星岩、信古斋题签：文徵明吴山秋霁图卷，戊子立秋杨新题。钤印：杨新引首：吴山秋霁。戊子立秋，杨新题。钤印：杨新、翰墨结缘展览：1.“宋元明清中国古代书画大展（二）”，保利艺术博物馆，2010年10月。 2.“第二届北京中国文物艺术品国际博览会”，主办单位：北京市文物局，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北京电视台。说明：彭年（1505-1566），字孔嘉，号隆池。吴（今江苏苏州）人。郡诸生。书法晋人，己为楷，其小者信本（欧阳询）、大者清臣（颜真卿）、行草则子瞻（苏轼），其名亚于文徵明。所书孙良贵墓志楷法极佳。兼精治印。家徒壁立，卒以贫死。年六十二。文徵明（1470-1559），原名壁，字征明。四十二岁起以字行，更字征仲。因先世衡山人，故号衡山居士，世称“文衡山”，明代画家、书法家、文学家。汉族，长州（今江苏苏州）人。生于明宣宗成化六年，卒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年九十岁，曾官翰林待诏。诗宗白居易、苏轼，文受业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在诗文上，与祝允明、唐寅、徐真卿并称“吴中四才子”。在画史上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吴门四家”。竞投本件拍品，请与本公司有关业务人员联系，提前办理特殊竞投号牌。三代人友情见证 ——记文徵明《吴山秋霁图》卷故宫博物院杨新文徵明《吴山秋霁图》，绢本，设色，纵21.5厘米，横193厘。欵署“正德庚辰十月征明”，下钤“文徵明印”白文方印。正德庚辰即公元1520年，时文徵明五十一岁。是年夏日曾有虎丘之行，濯足白莲池，东禅寺访象园等旅行活动。虎丘在苏州城西，这一带山水秀丽风景迷人，故激发了画家的创作热情。画卷开首，层岩上佛塔高耸，即是意象中著名的虎丘塔。其后峻岭逶迤，白云缭绕，茅亭村舍，流水小桥。其间寻幽探胜者，或策杖而行，或江滨垂钓，优游自得。其画法细密，布局严谨，设色淡雅。景色迷人，处处引人入胜，充份表现了作者的高兴的心情，可以说是文徵明一幅精心的力作。卷尾有其弟子陈淳篆书两行：“文待诏吴山秋霁图，浩歌亭藏。”浩歌亭是陈淳的家园，在他作品的题欵中时有出现，如1542年所画《花卉图》卷，即题作于“五湖田舍浩歌亭”，此卷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同卷裱装又有文徵明隶书《杜甫“秋兴”八首》，亦绢本，纵19.3厘米，横137厘米。欵署“嘉靖甲申”，下钤“停云生”、“文徵明印”二白文方印。是年为公元1524年，文氏五十五岁，时在京师任翰林院待诏。余绢有彭年小楷题跋，欵署“庚戌清和三日”，即公元1550年，文徵明已到八十一岁高龄，而陈淳已逝世六年了。跋文是为陈淳之子陈栝而题的。陈栝，字子正，号沱江，陈淳次子，继承家学，善水墨写意花鸟，有作品传世。彭年的跋文不长，兹全文抄录于下：文征仲先生名播海内，其节义固自可重，而翰墨之精，人犹不易及也。此卷乃为吾友陈复甫画，第识正德庚辰十月写，未始有题也。传至子正，复得先生所隶秋兴八首，不特书法精妙，而缣素广狭如出一体，遂称联璧。噫！神物固有合，乃因子正而合之，其亦得所依矣，喜而为之识。整卷画、书与跋，除了它的艺术欣赏价值之外，同时也为研究文、陈的友情提供了重要历史信息，对解决一桩传闻已久的“公案”有所帮助。陈淳的祖父叫陈璚，累官至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其在北京任职时，与同年进士又同是苏州地区的官员吴宽、王鏊、李杰、吴洪组织有“五同会”，诗酒唱和，并绘图纪念。《五同会图》卷，今藏故宫博物院。陈璚致仕后回长洲居住，家庭殷实，喜好收藏。著名的米友仁《大姚山图》乃其所藏。吴宽与沈周友情甚笃，文徵明是沈周的弟子。陈、吴、沈、文四家往来密切，称为“通家”之好。陈淳自小聪明、喜绘画，深受祖父宠爱，就命他跟随文徵明学习。两人都生肖属虎，相差一轮，在文徵明子弟中，陈淳是年最长的，所以他们的关系在亦师亦友之间。所谓“公案”，是指在社会传闻中，说文、陈之间感情破裂，疏远而交绝了。明人孙矿在其《书画跋跋》中引王世贞《艺苑卮言》说：“家弟（王世懋）尝问待诏（文徵明）：‘道复（陈淳）曾从翁学书画耶？’待诏微哂曰：‘我道复举业师耳，渠书画知有门径，非吾徒也，’意不满如此。”这一问一答，没有时间记载，而称“翁”者，应是其晚年。文徵明不承识陈淳为自己的学生，问题当然严重，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不愉快，史无记载。因此孙矿说：“衡翁（文徵明）对敬美（王世懋）或是自谦语，且道其实。司寇公（王世贞）误疑为不满耳。”但也感到“真不可解”。而两人性格各异，处世态度不同，书画风格更不一样，文献所载晚年相交又确实不多，故人们总是将信将疑，难于断案。文徵明《吴山秋图》及书《杜甫秋兴八首》的出现，可以为现代学者破解这一疑案作出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合理解释。彭年的题跋，非常明确地说，《吴山秋霁图》是专为陈淳而画的。在此之前文徵明曾给陈淳画过一卷《江山初霁图》，其跋云：“丙寅岁，春雨霖，意殊愦愦，三日望后稍霁，弄笔窗间，作江山初霁图，适友生陈淳道复至，因以赠之。”（见《石渠宝笈三编》著录）。丙寅为1506年，陈淳年二十岁。一般学者推测，两人的疏远，大约在陈淳的父亲逝世之后并与之有关，时间在1519年左右。陈父的墓志是文徵明撰写的，按古制，子守父丧，必须庐墓三年，可是陈淳没等三年期满便到北京入太学去了。这个推测恰好为我们探讨文徵明为什么要画《吴山秋霁图》送陈淳的理由根据。那是因为陈淳即将要远行，图吴地山水以赠，慰藉他羁旅中对故乡的怀思。其心情，千言万语，都在画图中，所以他特别画得认真、细致。由此，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推测，陈淳入太学的时间，即是赠画的这一年，即公元1520年。《吴山秋霁图》一直保存在陈淳的手里，死后才传给他儿子陈栝。终生相伴，可见其珍爱。他在画中郑重而规矩地题上篆书两行，没有署名欵。估计当时还没装裱。题时称文徵明为“待诏”而不称“先生”，时间当在文徵明于1523年入京之后。称“待诏”是表示敬重，而不题名欵以斋号代替，是表示不敢居先生之上，这些都看不出两人之间有什么隔阂。据彭年题跋，作品是陈栝得到文徵明篆书《秋兴八首》之后才装裱成卷的。很明显是为了对父亲的怀念，以纪念父亲与文徵明之间的师生情谊，并以此作为传家之宝，才请父亲的生前好友彭年题跋。一件作品，反映了文、陈两家几代人的交往，岂可因细故而交绝？陈淳与文徵明后来交往之少的原因，大概与其生活因顿有关。陈淳性情豪宕，自父亲死后，不会料理家务，“日惟焚香隐几，读书玩古，高人胜士，游于笔砚，从容文酒而己。”（张寰《陈淳墓志铭》）很快家业凋零了。所以陈栝的生活也不会富有，而死后的后人，对《吴山秋霁图》就不能自守了，很快便落到了收藏家项元汴手里。卷中有他多方收藏印记，其中“神品”（残剩右半）联珠印，可知他对此画的欣赏。入清以后进入乾隆内府，鉴藏印记五玺全，并嘉庆印记。著录于《石渠宝笈三编》。这里需要指正的是“三编”在著录时，将绢本误记为纸本，观者勿以此生疑。清末此卷流落至欧洲，今日重归故里，值得庆幸。注：详见杨丽丽：《试析明人〈五同会图〉卷》。《文物》2004年第7期。著录：《石渠宝笈三编·静寄山庄》9卷4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