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58 1877年德崔琳至坎贝尔大龙邮票设计搞及信件一组14件
LOT号 | 10058 | 作品名称 | 1877年德崔琳至坎贝尔大龙邮票设计搞及信件一组14件 | ||
作者 | -- | 尺寸 | -- | 创作年代 | -- |
估价 | 1,200,000-1,800,000 | 成交价 | RMB -- | ||
材质 | 形制 | ||||
1877年德崔琳至坎贝尔大龙邮票设计搞及信件一组14件,包含信函一通3页,背盖有收到印章2枚;手绘设计搞6件,试色印样7件,此批珍罕的邮政史料填补了清代邮政史上最大的空缺,博物馆级别的珍罕邮品,保存完好 注:此件拍品在保税状态下,成交后需在香港提货,具体信息请联系北京保利拍卖邮品部工作人员。 德崔琳至金登干信函 天津海关华北1877年2月20日 亲爱的坎贝尔: 我已收到你16日的来信。遗憾的是,由于无法从目前的工作中抽身,我未能给予任何有用的回音,对此我深表歉意。无论如何,我已经历了最为忙碌的一周。很高兴我最终可以附上已经完成的邮票图案初稿,它们的设计是基于目前所有人,尤其是诸如李鸿章总督本人这样的人都认为的最合适的一组主题。总督大人对于此事抱有浓厚的兴趣,并已主动在其最信任的部分同僚之间传阅了这些图案,而总督的同僚们也已对这些图案做出了颇为热烈又坦诚的评论。总督大人现在迫切希望看到我们的努力能迅速地转化为成果。当然,我认为你在这些问题上漫长而宝贵的经验对于手头的工作至关重要。因此,希望你能表达最坦诚的意见,以及你认为合适的任何修改建议。 邮票图案的主题是广为人知、受人尊重的文化符号的组合,它们对于中国人民以及当朝皇帝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应保持明智,不可越雷池半步,尤其是涉及皇家之龙时。 我发来的四个图案(龙、孔雀、龟、麒麟)是在我个人严格的监督之下构思的,整个过程不少于两周;一位名叫光明的瓷绘家精心绘制了这些图案,他才华横溢且备受推崇(总督夫人对他赞不绝口),曾任职于某官窑,并在五十余年来服务了至少三位皇帝,直至两年前,由于同治皇帝英年早逝而卸任。 光明绘制了不少于20张各种样式和尺寸的草图。他并不习惯绘制如此小比例的图案,更不用说在更小的纸张上了,因为在过去的30年里,他一直喜欢直接在釉面瓷器上作画。然而,在他亲爱的太太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克服了所有的困难。通过各种手语,以及各种推搡动作,光明的太太得以在最独特的情况下,将我们试图达成的目标完整地理解并转达给光明。光明先生的主要问题,在于多年以前因为太平天国对其任职的官窑发动的一次袭击中,不幸双耳完全失聪。 他有着极高的艺术才华;考虑到上述所有情况,我们认为,结果是颇为令人赞叹和满意的。而总计15两白银以及400斤大米和其它食物的报酬完全对得起光明的劳动。北方熟练工们越来越普遍地要求这一报酬,特别是考虑到当地人近期由于大米等基本谷物和各种主食的广泛价格投机而遇到的巨大困难,以及在官市上获得足够数量的粮食所面临的日益增加的困难。这一报酬将涵盖已经完成的工作,以及将来可能发生的对于样张的任何调整。 光明已经在北京城外山中的一个瓷窑里回归了他习以为常的工作。由于时间宝贵,希望你尽快回复我。同时要告知你的是,我已将上述内容抄送了赫德署长,他也迫切希望我们手头的工作能有快速进展,并对我们迄今为止的工作甚为满意。在此,我对于书写此封信件时的字迹先表歉意。昨天早晨与总督大人散步时,我摔了一跤,右手撑地,总督大人不禁莞尔。由于手腕肿胀,我感觉异常疼痛,因此我不得不临时请一位秘书起草我的信件。 此致 古斯塔夫•德璀琳 为了效仿西方在中国开办现代邮政业务,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集资广益,要求各地的海关税务司对比建言献策。根据《中国邮票史》推测, “不会晚于1876年底之间”,金登干得知此消息后,也立即与在中国的德璀琳取得联系并要求他尽快提出方案。 当德催璀收到金登干的消息后,他立即找到了宫中制作瓷器的老师傅“光明”来绘制,根据2022年美国佛州的一场德璀琳瓷器旧藏拍卖不难发现,当初邮票的设计灵感来至于瓷器上的图案,因为这些瑞兽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在邮票上也是最能体现代表中国文化的象征。 从整套的设计手稿到图案印制,德璀琳为了得到这个赚钱的机会,也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设计出整份的东西并寄给金登干。从设计搞的顺序,我们大致可以了解整个设计过程。 1.象、孔雀、神龟、麒麟手绘图稿,尺寸: 9x11cm,此四幅图稿相信是最初的设计理念,代表的四种中国民间最常使用的瑞兽图案,这也是皇家瓷器中最常见的。但从这份文件中,我们发现他有提到龙图,非常遗憾此份文件中并未发现有此件画稿。 2.之后又以这些种图案分别设计出邮票大小的图案,其中麒麟、孔雀、神龟均带有邮票图案之设计画稿,另外还有蟠龙及立龙图案、孔雀图案设计图贴于同一纸上,尺寸:9x5cm 3.德催琳推敲之后可能认为立龙形象较为突出,因此单独设计出放大图稿,尺寸:17x21cm,并且标注出不同面值1、2、3、4、5分银面值,其设计理念与现在所见到的大龙邮票相近。 4.不同尺寸试色印样一组7件,深浅不同之黑色或黄色印刷,当时此印刷技术,很有可能是在上海印制完成,因为德璀琳也在上海筹备巴黎市博会参展事宜。 根据《清末天津海关邮政党按造遍》中提到,德璀琳曾向赫德呈交”各种邮票图案“,得璀琳应该雇有中国工匠,负责展品画样(即设计)和制作,很有可他们其中一人,奉命提供了附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邮票画稿。 或许是赫德或金登干收到这批手稿故意不回复,还是有其它利益上的原因,我们可以从金登干和德纳罗的来往可以推敲出答案。 最初参与制造过程的三个外国人德璀琳 (Gustav Detring)、赫德 (Robert Hart) 和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我们发现德璀琳在1877年两次向金登干发送了他的邮票设计,并要求金登干发表意见并让金登干准备印刷,这表明赫德已经批准了它们。 金登干第一次说他从未收到这封信;第二次故意忽略了收到的信件。这些发现的信件可以使人们相信金登干收到但被忽略的信件中丢失的证据,德璀琳认为金登干是他的朋友,并告知他赫德急需设计中国邮票的想法,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把邮票设计出来并分享他制作邮票的想法。 然而金登干想通过将制作400万张邮票的合同交给德纳罗来赚取丰厚的佣金。金登干有兴趣从德纳罗可能印制中国发行第一张邮票交易中赚钱,他打算每生产一百万张邮票取利润。德纳罗向他报了一个价; 然而他改变了并将每百万张邮票的价格从54英镑提高到55英镑。1877年1英镑是很多钱的。大龙在1878年至1880年代中期印刷,因此我们清楚地看到金登干将在多年内从每笔订单中很容易地通过德纳罗在印制过程中赚钱。 但过程不是非常顺利,他们起草了计画书,但中国官员不信任金登干和德纳罗的提议以及这份 45页的报告。 并拒绝一切英国厂商介入,他们找了李鸿章的亲信德璀琳在当地生产。 我们能确认的是德璀琳曾写信给金登干,但金登干从未直接回复他,而是直接回复赫德关于德璀琳的要求;而且总是以消极的方式并总是暗示华人不能很好地印刷邮票,德纳罗最终说服了赫德以及清代代表在英国印刷邮票并把合同交给他们。 总而言之,此份手稿的发现填补了清代邮票的历史空缺,也不难发现,其实金登干以德璀琳的手稿作为邮票设计基础,稍加改变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龙邮票。虽然德璀琳留给世人的口碑并不太好,但是他对于清代中国邮票的发展与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1842-1913)是一名英籍德国人,是19世纪后期中国外交和天津城市开发中的关键人物。 从1878年到1893年(中间除了1882年至1884年)的13年间,德璀琳先后10次被推举为英租界董事长。 1864年,夏,德璀琳在普鲁士财政部的安排下来到中国,赫德因其身份特殊、有真才实学且又是自己主动邀请来的,遂予以厚待,安排在北京海关总署学习汉语。 光绪四年(1878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向总署举荐时任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璀琳,协助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兴办华洋书信局(管理海关、各使馆邮件,兼收民信),并在天津、北京、上海、牛庄、登州等地试行,此为近代中国邮政事业的肇始。 光绪十一年(1885年)3月22日,英国驻华公使巴夏礼因疟疾暴卒,赫德因和平解决中法战争而名声大振。在解决中法战争中出了大力的赫德心腹——金登干想取代赫德成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就活动私人朋友英国外交大臣庞斯福特,拟以赫德替代威妥玛为驻华公使,李鸿章即属德璀琳接任赫德的总税务司,因赫德不愿离任而作罢,但李鸿章对德璀琳的信任可见一斑。此后,李鸿章凡遇外交事务,辄征求德璀琳的意见,并命协助处理。 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与张荫桓等反复商议,最后决定派员直接赴日本会商。在得到清廷批准后,十月二十五日,德璀琳携带照会及李鸿章致伊藤博文的私函各一件,从大沽乘德国商船“礼裕”号东渡。德璀琳赴日一事本是秘密进行的,十月二十九日,德璀琳一行抵达神户。当晚,德璀琳上岸访问兵库县知事周布公平,说明讲和的来意,并要求面见伊藤博文,呈交李鸿章的手书。第二天德璀琳等了一天,没有任何消息。十一月一初二日清晨,德璀琳将李鸿章致伊藤博文的照会和密函邮寄往广岛,仍希望得到回音。同日,德璀琳得到李鸿章令他即行回华的电报,决定不再等待。临行前,周布公平告诉他,伊藤博文因其非经正当手续的使节,且非中国大员、全权大臣而拒绝接待。德璀琳一行遂于十一月初三日乘坐“礼裕”轮返回天津。《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又嘱德璀琳电请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Brandt)设法干预日本侵占台湾,为德国政府拒绝。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美诸国时,德璀琳是主要随员。李鸿章访德期间,德璀琳数度与德国外交部接触,并告知李鸿章的意图,而另一方面,又代李鸿章与德国政府说项。当李鸿章赴美访问时,德璀琳奉李的命令以度假名义留在德国,就增加关税、练兵等事再度与德国政府磋商。 民国二年(1913年)客死天津,终年71岁。 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1833—1907)中国近代海关税务司、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英国人。1859年2月进英国邮政局工作。1862年进中国海关在伦敦代理机构工作。1863年5月来中国,9月任海关总税务司署的总理方案,并主管财务稽核。赫德接手总税务司后,金登干成为赫德的助手与密友,与之合作34年。在中国任职期间,为创办中国邮政提出重要建议。他又是海关稽核工作的权威,能经常出入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沂之门。赫德插手中国的外交事务,改变原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的性质,使之从一个纯事务性的机构变成一个具有广泛权力的机构,成为代理清政府办理某些欧洲事务的外交机构,使英国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如代清政府向英国购买船舰,筹集借款等。1873年赫德决定组织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由金担任办事处税务司,他以中国海关驻外税务司和赫德代表的身份在英国和欧洲进行种种政治活动。 1863年5月到中国,9月任海关总税务司署的总理文案,并主管财务稽核。1868年经赫德推荐,总理衙门特派其赴欧洲活动。1873年赫德决定设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由金担任办事处税务司直至病逝。他以中国海关驻外税务和赫德代表的身份在英国和欧洲进行种种政治活动。1877-1878年,积极为赫德、德璀琳试办邮政出谋划策,并按赫德之意,受德璀琳之托,积极在伦敦筹划订印海关试办邮政所需之首批未果,但仍代购了邮政器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