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05 曾国藩 左宗棠 刘蓉 乔松年 潘祖荫 等 清朝中兴名臣筹画军务手札册 册页(14通)
LOT号 | 0805 | 作品名称 | 曾国藩 左宗棠 刘蓉 乔松年 潘祖荫 等 清朝中兴名臣筹画军务手札册 册页(14通) | ||
作者 |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潘祖荫 曾国藩 乔松年 刘蓉 | 尺寸 | 尺寸不一 | 创作年代 | -- |
估价 | 1,000,000-1,500,000 | 成交价 | RMB 1,955,000 | ||
材质 | 水墨纸本 | 形制 | 册页(14通) | ||
出版:高阳笺注《清朝中兴名臣筹画军务手札真迹》,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发行,1988年。 提要: 1. 曾国藩《致罗泽南、刘蓉札》 咸丰五年九月初六日 一通四纸 信中多言军事部署问题,调和杨岳斌、彭玉麟二人之间的矛盾,同时提到罗泽南申请专衔奏事之事已经附片具请,又提到郭嵩焘写作俱佳,是办理奏折事务的熟手,如能请他出山则甚好。又讲到自己为癣所苦,“天下大事恐非一二书生所可担荷,然亦何可不尽力也”。 2. 左宗棠《致萧启江札》咸丰六年四月廿六日 一通二纸 信中讲到湖南援江西的出兵方略,统筹规划,明晰透彻。 3. 曾国藩《致刘腾鸿札》咸丰六年七月廿七日 一通四纸 信中长篇论述自己的用兵之道,即讲求“主客之势”,劝刘腾鸿听其安排,不可将重兵久顿城下,攻克瑞州须扼住东北要道,迫使敌人来攻,久之必能成功。 4. 曾国藩《致刘腾鸿札》咸丰七年二月十二日 一通二纸 信中称赞刘腾鸿治军有方,并指出当于瑞州东北驻扎数营,使敌无寸草勺水之接济,此信与上一札所言,皆为克复瑞州的方略。 5. 左宗棠《致刘腾鸿札》咸丰七年闰五月初五日 一通二纸 信中讲到得到消息,石达开率众数万由安庆而来,已抵达彭泽,似有增援瑞州之意。遂与刘腾鸿详细说明抵御方针,并预判各种可能,制定不同的对抗措施。 6. 曾国藩《致胡林翼札》咸丰十年三月廿九日 一通二纸 信中讲到与太平军英王陈玉成及忠王李秀成的作战部署,足见江西战场的激烈与焦灼。 7. 乔松年《致曾国荃札》同治三年六月廿二日 一通一纸 主要谈及筹饷之事。 8. 刘蓉《致业师札》同治四年六月十八日 一通三纸 信中讲到金陵克复之后,曾氏兄弟声望日隆,而毁谤之声益起;湖南人才任封疆重任者几半天下,而议论不齐。曾国荃为避嫌已功成身退,曾国藩亦有退心,但非至平定捻军不能。自己为官甚苦,所任山西巡抚,也有人觊觎,亦准备上书乞休。 9. 蒋益澧《致曾国荃札》同治六年四月十七日 一通六纸 此信写于曹沖之狮山洞行营中,曹冲在广东台山县东南,信中详述在粤对捻军作战情形,及彭杏南在湖北阵亡之事,蒋于同治五年擢广东巡抚,是湘系重要成员之一。 10. 潘祖荫《致郭嵩焘札》同治十三年初夏 一通四纸 信中述及近来刻书等事,又向郭嵩焘询及曾国藩的文集是否刻成刊行,如有,欲求赐一套。 11. 毛鸿宾《致郭嵩焘札》一通一页 此札言香港捕犯应速办理,并将相关公函文件送呈郭嵩焘过目。 12. 王文韶《致郭嵩焘札》一通一页 信中言有同乡戚友,欲以会课诗文求教于郭嵩焘,王文韶代为介绍,且嘱其幸勿稍存客气。 13. 杨翰《致郭嵩焘札》 同治十一年 一通一页 筠老年大人,雅召万不敢却,因连日为人作饯,俱有前约,须过十八日再当诣谢,先此覆颂著安不俱。翰顿首,孟陬十四日。钤印:壬申 14. 春湖 《李商隐诗一首》 一纸 说明: 1.朱海涛家族旧藏。据出版序言,知此册为长沙朱海涛先生家族旧藏,先生先祖朱乐道堂主人商贾之余,涉猎书画收藏,此册为其旧藏,海涛先生终身守之,且于年过古稀(1987年)之际,出版公布于世,今又由先生后人友情提供。 2.台静农曾为此册题签,今存书名复制件。台静农(1903-1990),本姓澹台,字伯简,原名传严,改名静农,安徽霍邱人。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书法家、教师。1925年春初识鲁迅,后两人关系密切,友谊深厚。1927年后,任教于辅仁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及齐鲁大学等。抗战后,举家迁四川,任职国立编译馆。1946年赴台,后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台静农治学严谨,在文学、艺术、经史等多种领域均涉之甚深,并以人格耿介、文章书画高绝驰名。有《静农论文集》《静农书艺集》《台静农散文集》《台静农短篇小说集》等行世。 3.作家高阳撰文作序并笺注。高阳(1922-1992),本名许晏骈,字雁冰,笔名望君、吏鱼,生于钱塘望族。高阳擅长史实考据,曾以“野翰林”自道。他的成就不仅在于评史述史,更重要的是将其史学知识用于创作历史小说。1962年,高阳应邀于联合报副刊连载《李娃》,此部作品不但一鸣惊人,也成了高阳历史小说的滥觞。尔后发表的《慈禧全传》及胡雪岩三部曲《胡雪岩》《红顶商人》《灯火楼台》,更确立了他当代首席历史小说家的地位。 4.是册出版物中收录信札十二通,未收者二通。共计十四通三十四纸。 王文韶(1830-1908),字夔石,号耕娱、庚虞,又号退圃,祖籍浙江上虞梁湖,浙江仁和人。咸丰二年进士。初为户部主事,同治间任湖南巡抚,光绪间权兵部侍郎,直军机,后任云贵总督,擢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旋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官至政务大臣、武英殿大学士。 乔松年(1815-1875) ,字健侯,号鹤侪,山西徐沟县人。道光十五年进士,授工部主事,后任湖南乡试副主考,再迁郎中。咸丰三年,乔松年历任松江府知府、江苏苏州知府,同治二年任安徽巡抚。同治五年调任陕西巡抚。著有《萝藦亭遗诗》《萝藦亭札记》《萝藦亭文钞》《论语浅解》《乔勤恪公奏议》。 刘蓉(1816-1873),字孟容,号霞仙,湖南湘乡人,清朝湘军将领、桐城派古文家,官至陕西巡抚。有《养晦堂文集》等。 蒋益澧(1825-1874),字芗泉,湖南湘乡人。咸丰初投入湘军为曾国藩帮带亲兵营。后又统带新营。历任知县、知府、道员,授广西按察使,升布政使。后又率军援浙。同治元年(1862)攻占杭州后,任浙江布政使。同治五年擢广东巡抚。后被派往左宗棠军营候补。不久,任广西按察使。旋告病回籍。 毛鸿宾(1811-1867),字寅庵,又字翊云、寄云,号菊隐。历城人。道光十八年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被授翰林院编修。后任监察御史、给事中。咸丰五年始,毛氏先后在湖北两地任道员。咸丰十一年升任湖南巡抚。同治二年毛鸿宾擢升两广总督。 杨翰(1812-1879),字伯飞,一字海琴,号樗盦,别号息柯居士,直隶河间人。道光二十五年,中进士,授官湖南辰沅永靖道台,官至永州知府。 《清朝中兴名臣筹画军务手札真迹》序 文 / 高阳 清朝中兴名臣筹划军务手札真迹,收曾国藩、左宗棠等致罗泽南、刘蓉、刘腾鸿、萧启江、曾国荃、胡林翼等亲笔函迹十件,其数戋戋,但在史料上的价值,是决不可以量来作为判断标准的。 王闿运作《湘军志》,凡十六卷,以地以事,各为以篇。例外有二:一是叙“曾军”有“后篇”;二是叙江西特详,有“江西篇”“江西后篇”“援江西篇”。于此可见近代史中最大关目的敉平洪杨之乱,江西是处于何等重要的枢纽地位。这十件手札中的主要的部分,正可以反映咸丰五年至七年,曾国藩在江西、左宗棠在湖南、胡林翼在湖北,彼此紧密协力、共济时艰的实况;由平洪杨的领导人物,于平洪杨的关键时刻、敉平洪杨的枢纽之地,在这一个过程中,截取任何一段实录,对研究近代史的人来说,都是必须珍视的。 江西何以会成为平洪杨的枢纽之地?读过《湘军志》,再打开地图来一看,立刻就能充分领会。江西绾毂六省,为湖南、湖北、安徽、浙江、福建、广东所环绕,王闿运谓为“群寇孔道”。塞此孔道,方能割裂“群寇”、包围“天京”。王闿运在“江西篇”的结尾中说:“明年(咸丰十年)寇陷苏杭,国藩督两江,以江西为根本,其强弱轻重,与初败九江时绝殊。”曾国藩九江初败,在咸丰四年十二月,据《近代史事日志》记载: 十二月六日:胡林翼、罗泽南攻湖口梅家洲,为罗大纲所败。 十二月十二日:胡林翼、罗泽南、李孟群、彭玉麟水陆攻梅家洲,为石达开、罗大纲所败,水师都司萧捷之等轻舟百二十余号,陷入内湖。 十二月廿五日:石达开、罗大纲、林启荣夜袭湘军水营,焚师船百余,获曾国藩坐船,国藩遁去。 十二月廿九日:罗大纲败罗泽南、塔齐布于小池口。 于此可知下一年为决定性的一年,而江西则为决定性的一省,爱新觉罗皇朝的命运,全看这一年能不能稳住、这一省能不能保住。 其时两湖、安徽、江西视如一体的观念,业已确立,在此观念下所产生的战略是:先复第三次被占的武昌,再图江西、安徽。此一战略为罗泽南与曾国藩所商定,而为新任湖北巡抚胡林翼,与湖南巡抚骆秉章以及为骆秉章主军务的左宗棠所同意,并即由罗泽南担负援鄂之任,于八月廿七日,自江西义宁州拔营,趋湖北通城,经营武昌。这一册手札的第一件,便是曾国藩致援鄂途中罗泽南与刘蓉的长函。如果说,我们要研究曾国藩在江西何以能扭转“绝殊”的形势,而以之为督两江的“根本”,那末,这一册手札中的前面五件,将会提供最正确的讯息。 作《东华录》的王先谦,论军事史之失,曾有这样一段话:“兵事曲折轻重,非当日身亲目击者不能知其深;事过境迁,化而为文,则人但知问其笔墨如何?而兵戈是非,无复言之者矣。”平洪杨过程中最艰苦、最有关系的一段实况,后人虽未能身亲目击,但得读局中人的亲笔记述,则与身亲目击不过一间之差,其幸何如? 具体而言,这一册手札,对于印证事实、探究真相,在研究平洪杨的历史方面,至少有下列三点帮助: 第一,曾国藩、左宗棠戡定大乱,各建方面之业,他们在军事方面的成就,到底如何?长处何在?是善于将将呢,还是长于谋画?而能使身经百战的大将,俯首听命,是由于他们手握生杀予夺的大权,不能不受限制,抑或别有令人信服者在?这些常会使人迷惑,而难有清晰概念的问题,在这册手札中,可以获得许多珍贵的启示,尤其是相互参看以后。 如曾国藩致刘腾鸿一函,畅论“用兵最宜讲主客之势”,切不可久顿城下,并引向荣、塔齐布等人的往事为例证,其言如此: 以重兵屯于城外,如寄食于富人庑下,贼常为主,我常为客,不过数月,贼气日稳,我气日馁,士卒以积久而生玩,主将以无功而耻退,愈久而愈不愿,于是贤将或愤郁而致疾,不贤之将或积疲而致败,此皆国藩所身历目击之事。 他是由经验法则,参以前人兵法,推演出来一套“主客之势”的理论,主者主动权,但曾国藩所解释的主动权,看来反似被动,如告诫围瑞州的刘腾鸿说: 久顿城下则贼为主,而我为客。若于东北扼要驻扎,使瑞城与东新之贼不得相通,则逆党必以全力来扑,是我为主而贼为客。 敌以全力来扑,我亦当出全力以御,这看来好像是被迫应战,无怪好些名将都不能接受他的理论。其实曾国藩的本意是:不能使敌以逸待劳,要迫敌出战,不遑宁处。这是很高级的战略指导原则,但执行不易,难期速效。至于临阵指挥,随机应变,则曾国藩不如左宗棠。 左宗棠致萧启江论湖南援江西云: 湖南援江,以大局论,宜分三路出师:一由浏阳为中路,一由茶酃为南路,一由通城为北路。贼之备多力分,我得乘胜长驱,不为贼所牵制,此计之上也。所惜者,三路非万数千人不可,兵力难、饷难,终嫌单薄,非得数大捷不能放心;即得数大捷,犹难放心也。 指画形势,言简意赅;而对兵要地理的熟悉,尤为左宗棠在指挥作战时,一项他人所难以望其项背的长处。如咸丰七年初夏,石达开率众数万,由安庆至彭泽,一股援江西太平军、一股犯鄂,左宗棠函告刘腾鸿云: 若其分援江西各郡之贼,则以瑞为急,亦必自南康、德安一带取道而来……瑞贼死守不去,其为待援无疑,而翼贼此来,恐亦不能忘情于瑞,当谨备之也。 左宗棠对抗石达开的措施,函中亦曾述及除由李续宾一军迎击外,并飞函新近在安吉大捷的王錱(璞山)沿赣江北上驻樟树镇(临江),“相机而动,出其不意,一挫狂锋,则于鄂、于江皆大有裨益。”函后又有附启云: 若璞兄到临,而贼尚未到南康,宜急由瑞州、奉新进驻德安县,一以壮迪军(按:指李续宾所部)声援;一以截其竄瑞昌赴鄂之路,更为万全。而援瑞之贼,亦断不能到瑞州矣。 按:石达开如犯鄂,则必自彭泽往正西,经湖口、九江、瑞昌而入湖北,其援江西一股,当在九江分兵经南康(星子县)、德安南下。如王錱先到临江,而石达开尚未到南康,则围瑞州的任务,可由王錱接替,刘腾鸿先一步,经奉新北上,驻扎南康西南的德安,此处正北数十里即为瑞昌,若能扼守此处,石达开既难犯鄂,亦难援瑞。寥寥数语,利害得失、进兵顺序,剖析至明,实非山川形势了然于胸者不办。 第二,从来言平洪杨战役者,皆详于后而略于前,尤其是克复江宁之役,更所津津乐道。其实安庆既克,进围江宁,破城只是迟早间事,曾国荃以曾国藩提携、李鸿章情让,遂建大功,其麾下“先登十将”皆受上赏;而早期战死名将,若罗泽南、李续宜,犹有知者;如刘腾鸿、萧启江,则湮没不彰。每读战史,辄生“好死不如恶活”之想,是一种很不愉快的感觉。 按:湖北援江西,所派主将即刘腾鸿,湖南则派刘长佑、萧启江,将五千人分道并进,一攻萍乡,一攻万载,刘长佑后因病回乡,由姪坤一代领其军,萧启江则始终其事,“以锐疾深入为能”。王闿运统计自咸丰五年至八年八月,“湖南援江西者,水陆勇丁九千,军饷二百九十三万”,并列数由湖南援军攻克的府城县城,共廿三座之多,大半为萧启江的功绩。 至于刘腾鸿阵亡瑞州,《湘军志》“江西篇”叙其经过云: 刘腾鸿之围瑞州也,频破寇援,尝以三百人败万众,作长壕以困城中,围攻一年,所役作壕垒,如数万人之功。城寇知死,乃突围力战,(咸丰七年)七月庚辰朔,腾鸿攻城中炮伤;明日更战,军士知腾鸿志必克,争致死,尽破台垒,炮丸两下,中腾鸿胁,仆。弟腾鹤扶之,强视语曰:“城不下,无敛我。”军中皆泣,冒炮登城,斩杀强寇大半,除道开门,迎腾鸿尸入治丧。闻见者莫不悲壮其志,以为腾鸿能用众也。…… 腾鸿死,而所部称精兵,至今闻其名。凡曾从腾鸿者,皆服其勇,在湖南诸将中,名欲过李续宾矣。 但知刘腾鸿者,与知李续宾者,恐怕不止于一与十之比。今幸而有此一册手札,知刘腾鸿官秩虽微,而实为直接受命于曾、见重于左的大将,而从提醒后人,言洪杨之史实,不应专注于左宗棠、李鸿章既当方面之后;更不应一味执着于位髙则权大,权大则任重,任重则功过显的僵化模式。 第三,达官函牍,每为幕僚代笔,惟亲笔最可贵,因为由称谓语气之间,可以看出彼此的关系,以及本人的个性。即就称谓一端而论,便可看出许多消息,如曾国藩致罗泽南、刘蓉(号霞仙)函,称二人曰“罗兄、霞弟”,相形之下一显曾国藩对罗泽南的冷漠,但《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四•罗泽南传》,不特述其事功与曾国藩不可分,而且予人以合作无间的印象,其中记曾、罗唯一不协之事为:“石达开自崇阳败后,窜入江西,势复张。曾国藩檄泽南回援,泽南以武汉为南北枢纽,若湘勇骤撤,胡林翼一军不能独立,现在贼粮将尽,功在垂成,舍之非计。 ”用隐笔谓罗泽南不奉檄。世传罗、曾不睦,彷彿由此而起,今由此函证明,少同里,同讲理学的曾、罗,在此以前,便已情不投、意不合,函中“罗兄专衔奏事,亦已附片具请”,足以显示官街为浙江宁绍台道,并无专摺奏事资格的罗泽南,已不愿受曾国藩的节制,有所陈请,希望直接奏请上裁,更是与曾国藩意见不合的强烈表示。 但以此事与曾国藩翌年七月廿七日致函刘腾鸿,称之为“仁弟”这一点合参,可以推知若干史书所未载的真相,从而反映出曾国藩的知人用人之道;胡林翼调和将帅,促成团结的苦心与手段;以及罗泽南毕竟为讲理学的有道之士。 推断当时的事实真相是,湖北、江西战局以石达开的动向为转移,当罗泽南由江西援湖北时,石达开自安庆溯江西上,二十天后在武昌县登岸,立即南下,抵达咸宁,其时罗泽南甫克湖北崇阳,复为石达开所夺。石之原意是要会合广东的“天地会”,共取湖南;但罗泽南力保入湘要道的羊楼峒,而湖南的防守,亦颇严密,石达开遂折而往东入江西,取修水、下南城、占瑞州、入临江、掠新淦、破袁州。于是会合天地会围吉安。二月下旬,曾国藩自南康进驻南昌,以战船为行台时,石达开已攻陷丰城,十日之间,连破抚州、东乡、万年、建昌,自西、南、东三面完成了对南昌的大包围,江西为太平军所占者计府城八、州县城五十余。 当其时也,湖南已遣刘、萧援江西,独湖北不应,则事非得已,《湘军志》“湖北篇”云: 六年春正月,江西寇患愈亟,陷七府城,议者交章调罗军,浙江、湖南巡抚皆以为言,文宗以武汉功可期,特不许,言者益众,诏官文等通筹利害。泽南念曾国藩艰危,义与同死生,而垂成功不可弃,日夜忧愤,督战益急,自正月至二月,大胜数十,小战百数,寇婴城待援,士卒多伤,官军每战,辄薄城下,寇阴穴城为突门。三月己未,寇开城迎九江援党,泽南率师要之,寇奔城,追之,突门开,直冲泽南军,军不能退,泽南躬拒之,三退三进,军几溃,火枪铁子中泽南左额,血霑衣,犹踞坐指挥,乃得收军还。乙丑创发,卒于军。军中哀泣,江西、湖南闻之,皆叹息失气。 按“突门”一词,见《墨子》:“城百步,一突门,突门各为窑灶。”孙诒让《墨子闲诂》云:“此城内所为以备敌者。”又《六韬》:“百步一突门,门有行马。”则“寇阴穴城为突门”者,乃是武昌城内的太平军,在城墙上打数洞作通道,内设拒马,亦即置伏兵于城内,等官军直薄城下时,移去拒马,伏兵齐出。罗泽南之中伏,在于冒险轻进,轻进则由于急收“垂成功”,以便回援江西,是则罗泽南之于曾国藩,似负而实不负。 罗泽南殁后,李续宾代领其众,而武昌太平军,得来自九江、兴国的党援,守益坚固,胡林翼本早有援曾之心,但为尊重罗泽南,不便坚持己见,泽南既殁,胡可专主,故处境虽艰,仍分精锐四千一百人援江西,此即刘腾鸿的湘后营。刘为知县,以曾国藩之弟同知国华虚摄其上,是为了便于曾国藩的指挥。为人设想,绸缪曲至,此为淮军所无的湘军特色,胡林翼尤为尽心。至于曾国藩称罗泽南的弟子刘腾鸿为“仁弟”,不独表示他看重刘腾鸿,且亦示人以与罗泽南毫无芥蒂,罗的弟子,就是他的弟子。倘非如此,罗泽南的部曲恐不能倾心为曾所用,此又是湘军与不忘门户之见的淮军,大异其趣之处。 综上所述,已可概见此一册手札之可贵。至于真迹本身的文字精炼,书法超妙,明窗净几,展卷清玩,足消永日,犹其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