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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5 曾国藩 左宗棠 刘蓉 乔松年 潘祖荫 等 清朝中兴名臣筹画军务手札册 册页(14通)

清朝中兴名臣筹画军务手札册
拍品信息
LOT号 0805 作品名称 曾国藩 左宗棠 刘蓉 乔松年 潘祖荫 等 清朝中兴名臣筹画军务手札册 册页(14通)
作者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潘祖荫 曾国藩 乔松年 刘蓉 尺寸 尺寸不一 创作年代 --
估价 1,000,000-1,500,000 成交价 RMB 1,955,000
材质 水墨纸本 形制 册页(14通)
出版：高阳笺注《清朝中兴名臣筹画军务手札真迹》，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发行，1988年。

提要：
1. 曾国藩《致罗泽南、刘蓉札》 咸丰五年九月初六日 一通四纸 信中多言军事部署问题，调和杨岳斌、彭玉麟二人之间的矛盾，同时提到罗泽南申请专衔奏事之事已经附片具请，又提到郭嵩焘写作俱佳，是办理奏折事务的熟手，如能请他出山则甚好。又讲到自己为癣所苦，“天下大事恐非一二书生所可担荷，然亦何可不尽力也”。
2. 左宗棠《致萧启江札》咸丰六年四月廿六日 一通二纸 信中讲到湖南援江西的出兵方略，统筹规划，明晰透彻。
3. 曾国藩《致刘腾鸿札》咸丰六年七月廿七日 一通四纸 信中长篇论述自己的用兵之道，即讲求“主客之势”，劝刘腾鸿听其安排，不可将重兵久顿城下，攻克瑞州须扼住东北要道，迫使敌人来攻，久之必能成功。
4. 曾国藩《致刘腾鸿札》咸丰七年二月十二日 一通二纸 信中称赞刘腾鸿治军有方，并指出当于瑞州东北驻扎数营，使敌无寸草勺水之接济，此信与上一札所言，皆为克复瑞州的方略。
5. 左宗棠《致刘腾鸿札》咸丰七年闰五月初五日 一通二纸 信中讲到得到消息，石达开率众数万由安庆而来，已抵达彭泽，似有增援瑞州之意。遂与刘腾鸿详细说明抵御方针，并预判各种可能，制定不同的对抗措施。
6. 曾国藩《致胡林翼札》咸丰十年三月廿九日 一通二纸 信中讲到与太平军英王陈玉成及忠王李秀成的作战部署，足见江西战场的激烈与焦灼。
7. 乔松年《致曾国荃札》同治三年六月廿二日 一通一纸 主要谈及筹饷之事。
8. 刘蓉《致业师札》同治四年六月十八日 一通三纸 信中讲到金陵克复之后，曾氏兄弟声望日隆，而毁谤之声益起；湖南人才任封疆重任者几半天下，而议论不齐。曾国荃为避嫌已功成身退，曾国藩亦有退心，但非至平定捻军不能。自己为官甚苦，所任山西巡抚，也有人觊觎，亦准备上书乞休。
9. 蒋益澧《致曾国荃札》同治六年四月十七日 一通六纸 此信写于曹沖之狮山洞行营中，曹冲在广东台山县东南，信中详述在粤对捻军作战情形，及彭杏南在湖北阵亡之事，蒋于同治五年擢广东巡抚，是湘系重要成员之一。
10. 潘祖荫《致郭嵩焘札》同治十三年初夏 一通四纸 信中述及近来刻书等事，又向郭嵩焘询及曾国藩的文集是否刻成刊行，如有，欲求赐一套。
11. 毛鸿宾《致郭嵩焘札》一通一页 此札言香港捕犯应速办理，并将相关公函文件送呈郭嵩焘过目。
12. 王文韶《致郭嵩焘札》一通一页 信中言有同乡戚友，欲以会课诗文求教于郭嵩焘，王文韶代为介绍，且嘱其幸勿稍存客气。
13. 杨翰《致郭嵩焘札》 同治十一年 一通一页 筠老年大人，雅召万不敢却，因连日为人作饯，俱有前约，须过十八日再当诣谢，先此覆颂著安不俱。翰顿首，孟陬十四日。钤印：壬申
14. 春湖 《李商隐诗一首》 一纸

说明：
1.朱海涛家族旧藏。据出版序言，知此册为长沙朱海涛先生家族旧藏，先生先祖朱乐道堂主人商贾之余，涉猎书画收藏，此册为其旧藏，海涛先生终身守之，且于年过古稀（1987年）之际，出版公布于世，今又由先生后人友情提供。
2.台静农曾为此册题签，今存书名复制件。台静农（1903－1990），本姓澹台，字伯简，原名传严，改名静农，安徽霍邱人。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书法家、教师。1925年春初识鲁迅，后两人关系密切，友谊深厚。1927年后，任教于辅仁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及齐鲁大学等。抗战后，举家迁四川，任职国立编译馆。1946年赴台，后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台静农治学严谨，在文学、艺术、经史等多种领域均涉之甚深，并以人格耿介、文章书画高绝驰名。有《静农论文集》《静农书艺集》《台静农散文集》《台静农短篇小说集》等行世。
3.作家高阳撰文作序并笺注。高阳（1922－1992），本名许晏骈，字雁冰，笔名望君、吏鱼，生于钱塘望族。高阳擅长史实考据，曾以“野翰林”自道。他的成就不仅在于评史述史，更重要的是将其史学知识用于创作历史小说。1962年，高阳应邀于联合报副刊连载《李娃》，此部作品不但一鸣惊人，也成了高阳历史小说的滥觞。尔后发表的《慈禧全传》及胡雪岩三部曲《胡雪岩》《红顶商人》《灯火楼台》，更确立了他当代首席历史小说家的地位。
4.是册出版物中收录信札十二通，未收者二通。共计十四通三十四纸。

王文韶（1830-1908），字夔石，号耕娱、庚虞，又号退圃，祖籍浙江上虞梁湖，浙江仁和人。咸丰二年进士。初为户部主事，同治间任湖南巡抚，光绪间权兵部侍郎，直军机，后任云贵总督，擢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旋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官至政务大臣、武英殿大学士。
乔松年（1815-1875） ，字健侯，号鹤侪，山西徐沟县人。道光十五年进士，授工部主事，后任湖南乡试副主考，再迁郎中。咸丰三年，乔松年历任松江府知府、江苏苏州知府，同治二年任安徽巡抚。同治五年调任陕西巡抚。著有《萝藦亭遗诗》《萝藦亭札记》《萝藦亭文钞》《论语浅解》《乔勤恪公奏议》。
刘蓉（1816-1873），字孟容，号霞仙，湖南湘乡人，清朝湘军将领、桐城派古文家，官至陕西巡抚。有《养晦堂文集》等。
蒋益澧（1825-1874），字芗泉，湖南湘乡人。咸丰初投入湘军为曾国藩帮带亲兵营。后又统带新营。历任知县、知府、道员，授广西按察使，升布政使。后又率军援浙。同治元年（1862）攻占杭州后，任浙江布政使。同治五年擢广东巡抚。后被派往左宗棠军营候补。不久，任广西按察使。旋告病回籍。
毛鸿宾（1811-1867），字寅庵，又字翊云、寄云，号菊隐。历城人。道光十八年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被授翰林院编修。后任监察御史、给事中。咸丰五年始，毛氏先后在湖北两地任道员。咸丰十一年升任湖南巡抚。同治二年毛鸿宾擢升两广总督。
杨翰（1812-1879），字伯飞，一字海琴，号樗盦，别号息柯居士，直隶河间人。道光二十五年，中进士，授官湖南辰沅永靖道台，官至永州知府。

《清朝中兴名臣筹画军务手札真迹》序
文 / 高阳
清朝中兴名臣筹划军务手札真迹，收曾国藩、左宗棠等致罗泽南、刘蓉、刘腾鸿、萧启江、曾国荃、胡林翼等亲笔函迹十件，其数戋戋，但在史料上的价值，是决不可以量来作为判断标准的。
王闿运作《湘军志》，凡十六卷，以地以事，各为以篇。例外有二：一是叙“曾军”有“后篇”；二是叙江西特详，有“江西篇”“江西后篇”“援江西篇”。于此可见近代史中最大关目的敉平洪杨之乱，江西是处于何等重要的枢纽地位。这十件手札中的主要的部分，正可以反映咸丰五年至七年，曾国藩在江西、左宗棠在湖南、胡林翼在湖北，彼此紧密协力、共济时艰的实况；由平洪杨的领导人物，于平洪杨的关键时刻、敉平洪杨的枢纽之地，在这一个过程中，截取任何一段实录，对研究近代史的人来说，都是必须珍视的。
江西何以会成为平洪杨的枢纽之地？读过《湘军志》，再打开地图来一看，立刻就能充分领会。江西绾毂六省，为湖南、湖北、安徽、浙江、福建、广东所环绕，王闿运谓为“群寇孔道”。塞此孔道，方能割裂“群寇”、包围“天京”。王闿运在“江西篇”的结尾中说：“明年（咸丰十年）寇陷苏杭，国藩督两江，以江西为根本，其强弱轻重，与初败九江时绝殊。”曾国藩九江初败，在咸丰四年十二月，据《近代史事日志》记载：
十二月六日：胡林翼、罗泽南攻湖口梅家洲，为罗大纲所败。
十二月十二日：胡林翼、罗泽南、李孟群、彭玉麟水陆攻梅家洲，为石达开、罗大纲所败，水师都司萧捷之等轻舟百二十余号，陷入内湖。
十二月廿五日：石达开、罗大纲、林启荣夜袭湘军水营，焚师船百余，获曾国藩坐船，国藩遁去。
十二月廿九日：罗大纲败罗泽南、塔齐布于小池口。
于此可知下一年为决定性的一年，而江西则为决定性的一省，爱新觉罗皇朝的命运，全看这一年能不能稳住、这一省能不能保住。
其时两湖、安徽、江西视如一体的观念，业已确立，在此观念下所产生的战略是：先复第三次被占的武昌，再图江西、安徽。此一战略为罗泽南与曾国藩所商定，而为新任湖北巡抚胡林翼，与湖南巡抚骆秉章以及为骆秉章主军务的左宗棠所同意，并即由罗泽南担负援鄂之任，于八月廿七日，自江西义宁州拔营，趋湖北通城，经营武昌。这一册手札的第一件，便是曾国藩致援鄂途中罗泽南与刘蓉的长函。如果说，我们要研究曾国藩在江西何以能扭转“绝殊”的形势，而以之为督两江的“根本”，那末，这一册手札中的前面五件，将会提供最正确的讯息。
作《东华录》的王先谦，论军事史之失，曾有这样一段话：“兵事曲折轻重，非当日身亲目击者不能知其深；事过境迁，化而为文，则人但知问其笔墨如何？而兵戈是非，无复言之者矣。”平洪杨过程中最艰苦、最有关系的一段实况，后人虽未能身亲目击，但得读局中人的亲笔记述，则与身亲目击不过一间之差，其幸何如？
具体而言，这一册手札，对于印证事实、探究真相，在研究平洪杨的历史方面，至少有下列三点帮助：
第一，曾国藩、左宗棠戡定大乱，各建方面之业，他们在军事方面的成就，到底如何？长处何在？是善于将将呢，还是长于谋画？而能使身经百战的大将，俯首听命，是由于他们手握生杀予夺的大权，不能不受限制，抑或别有令人信服者在？这些常会使人迷惑，而难有清晰概念的问题，在这册手札中，可以获得许多珍贵的启示，尤其是相互参看以后。
如曾国藩致刘腾鸿一函，畅论“用兵最宜讲主客之势”，切不可久顿城下，并引向荣、塔齐布等人的往事为例证，其言如此：
以重兵屯于城外，如寄食于富人庑下，贼常为主，我常为客，不过数月，贼气日稳，我气日馁，士卒以积久而生玩，主将以无功而耻退，愈久而愈不愿，于是贤将或愤郁而致疾，不贤之将或积疲而致败，此皆国藩所身历目击之事。
他是由经验法则，参以前人兵法，推演出来一套“主客之势”的理论，主者主动权，但曾国藩所解释的主动权，看来反似被动，如告诫围瑞州的刘腾鸿说：
久顿城下则贼为主，而我为客。若于东北扼要驻扎，使瑞城与东新之贼不得相通，则逆党必以全力来扑，是我为主而贼为客。
敌以全力来扑，我亦当出全力以御，这看来好像是被迫应战，无怪好些名将都不能接受他的理论。其实曾国藩的本意是：不能使敌以逸待劳，要迫敌出战，不遑宁处。这是很高级的战略指导原则，但执行不易，难期速效。至于临阵指挥，随机应变，则曾国藩不如左宗棠。
左宗棠致萧启江论湖南援江西云：
湖南援江，以大局论，宜分三路出师：一由浏阳为中路，一由茶酃为南路，一由通城为北路。贼之备多力分，我得乘胜长驱，不为贼所牵制，此计之上也。所惜者，三路非万数千人不可，兵力难、饷难，终嫌单薄，非得数大捷不能放心；即得数大捷，犹难放心也。
指画形势，言简意赅；而对兵要地理的熟悉，尤为左宗棠在指挥作战时，一项他人所难以望其项背的长处。如咸丰七年初夏，石达开率众数万，由安庆至彭泽，一股援江西太平军、一股犯鄂，左宗棠函告刘腾鸿云：
若其分援江西各郡之贼，则以瑞为急，亦必自南康、德安一带取道而来……瑞贼死守不去，其为待援无疑，而翼贼此来，恐亦不能忘情于瑞，当谨备之也。
左宗棠对抗石达开的措施，函中亦曾述及除由李续宾一军迎击外，并飞函新近在安吉大捷的王錱（璞山）沿赣江北上驻樟树镇（临江），“相机而动，出其不意，一挫狂锋，则于鄂、于江皆大有裨益。”函后又有附启云：
若璞兄到临，而贼尚未到南康，宜急由瑞州、奉新进驻德安县，一以壮迪军（按：指李续宾所部）声援；一以截其竄瑞昌赴鄂之路，更为万全。而援瑞之贼，亦断不能到瑞州矣。
按：石达开如犯鄂，则必自彭泽往正西，经湖口、九江、瑞昌而入湖北，其援江西一股，当在九江分兵经南康（星子县）、德安南下。如王錱先到临江，而石达开尚未到南康，则围瑞州的任务，可由王錱接替，刘腾鸿先一步，经奉新北上，驻扎南康西南的德安，此处正北数十里即为瑞昌，若能扼守此处，石达开既难犯鄂，亦难援瑞。寥寥数语，利害得失、进兵顺序，剖析至明，实非山川形势了然于胸者不办。
第二，从来言平洪杨战役者，皆详于后而略于前，尤其是克复江宁之役，更所津津乐道。其实安庆既克，进围江宁，破城只是迟早间事，曾国荃以曾国藩提携、李鸿章情让，遂建大功，其麾下“先登十将”皆受上赏；而早期战死名将，若罗泽南、李续宜，犹有知者；如刘腾鸿、萧启江，则湮没不彰。每读战史，辄生“好死不如恶活”之想，是一种很不愉快的感觉。
按：湖北援江西，所派主将即刘腾鸿，湖南则派刘长佑、萧启江，将五千人分道并进，一攻萍乡，一攻万载，刘长佑后因病回乡，由姪坤一代领其军，萧启江则始终其事，“以锐疾深入为能”。王闿运统计自咸丰五年至八年八月，“湖南援江西者，水陆勇丁九千，军饷二百九十三万”，并列数由湖南援军攻克的府城县城，共廿三座之多，大半为萧启江的功绩。
至于刘腾鸿阵亡瑞州，《湘军志》“江西篇”叙其经过云：
刘腾鸿之围瑞州也，频破寇援，尝以三百人败万众，作长壕以困城中，围攻一年，所役作壕垒，如数万人之功。城寇知死，乃突围力战，（咸丰七年）七月庚辰朔，腾鸿攻城中炮伤；明日更战，军士知腾鸿志必克，争致死，尽破台垒，炮丸两下，中腾鸿胁，仆。弟腾鹤扶之，强视语曰：“城不下，无敛我。”军中皆泣，冒炮登城，斩杀强寇大半，除道开门，迎腾鸿尸入治丧。闻见者莫不悲壮其志，以为腾鸿能用众也。……
腾鸿死，而所部称精兵，至今闻其名。凡曾从腾鸿者，皆服其勇，在湖南诸将中，名欲过李续宾矣。
但知刘腾鸿者，与知李续宾者，恐怕不止于一与十之比。今幸而有此一册手札，知刘腾鸿官秩虽微，而实为直接受命于曾、见重于左的大将，而从提醒后人，言洪杨之史实，不应专注于左宗棠、李鸿章既当方面之后；更不应一味执着于位髙则权大，权大则任重，任重则功过显的僵化模式。
第三，达官函牍，每为幕僚代笔，惟亲笔最可贵，因为由称谓语气之间，可以看出彼此的关系，以及本人的个性。即就称谓一端而论，便可看出许多消息，如曾国藩致罗泽南、刘蓉（号霞仙）函，称二人曰“罗兄、霞弟”，相形之下一显曾国藩对罗泽南的冷漠，但《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四•罗泽南传》，不特述其事功与曾国藩不可分，而且予人以合作无间的印象，其中记曾、罗唯一不协之事为：“石达开自崇阳败后，窜入江西，势复张。曾国藩檄泽南回援，泽南以武汉为南北枢纽，若湘勇骤撤，胡林翼一军不能独立，现在贼粮将尽，功在垂成，舍之非计。 ”用隐笔谓罗泽南不奉檄。世传罗、曾不睦，彷彿由此而起，今由此函证明，少同里，同讲理学的曾、罗，在此以前，便已情不投、意不合，函中“罗兄专衔奏事，亦已附片具请”，足以显示官街为浙江宁绍台道，并无专摺奏事资格的罗泽南，已不愿受曾国藩的节制，有所陈请，希望直接奏请上裁，更是与曾国藩意见不合的强烈表示。
但以此事与曾国藩翌年七月廿七日致函刘腾鸿，称之为“仁弟”这一点合参，可以推知若干史书所未载的真相，从而反映出曾国藩的知人用人之道；胡林翼调和将帅，促成团结的苦心与手段；以及罗泽南毕竟为讲理学的有道之士。
推断当时的事实真相是，湖北、江西战局以石达开的动向为转移，当罗泽南由江西援湖北时，石达开自安庆溯江西上，二十天后在武昌县登岸，立即南下，抵达咸宁，其时罗泽南甫克湖北崇阳，复为石达开所夺。石之原意是要会合广东的“天地会”，共取湖南；但罗泽南力保入湘要道的羊楼峒，而湖南的防守，亦颇严密，石达开遂折而往东入江西，取修水、下南城、占瑞州、入临江、掠新淦、破袁州。于是会合天地会围吉安。二月下旬，曾国藩自南康进驻南昌，以战船为行台时，石达开已攻陷丰城，十日之间，连破抚州、东乡、万年、建昌，自西、南、东三面完成了对南昌的大包围，江西为太平军所占者计府城八、州县城五十余。
当其时也，湖南已遣刘、萧援江西，独湖北不应，则事非得已，《湘军志》“湖北篇”云：
六年春正月，江西寇患愈亟，陷七府城，议者交章调罗军，浙江、湖南巡抚皆以为言，文宗以武汉功可期，特不许，言者益众，诏官文等通筹利害。泽南念曾国藩艰危，义与同死生，而垂成功不可弃，日夜忧愤，督战益急，自正月至二月，大胜数十，小战百数，寇婴城待援，士卒多伤，官军每战，辄薄城下，寇阴穴城为突门。三月己未，寇开城迎九江援党，泽南率师要之，寇奔城，追之，突门开，直冲泽南军，军不能退，泽南躬拒之，三退三进，军几溃，火枪铁子中泽南左额，血霑衣，犹踞坐指挥，乃得收军还。乙丑创发，卒于军。军中哀泣，江西、湖南闻之，皆叹息失气。
按“突门”一词，见《墨子》：“城百步，一突门，突门各为窑灶。”孙诒让《墨子闲诂》云:“此城内所为以备敌者。”又《六韬》：“百步一突门，门有行马。”则“寇阴穴城为突门”者，乃是武昌城内的太平军，在城墙上打数洞作通道，内设拒马，亦即置伏兵于城内，等官军直薄城下时，移去拒马，伏兵齐出。罗泽南之中伏，在于冒险轻进，轻进则由于急收“垂成功”，以便回援江西，是则罗泽南之于曾国藩，似负而实不负。
罗泽南殁后，李续宾代领其众，而武昌太平军，得来自九江、兴国的党援，守益坚固，胡林翼本早有援曾之心，但为尊重罗泽南，不便坚持己见，泽南既殁，胡可专主，故处境虽艰，仍分精锐四千一百人援江西，此即刘腾鸿的湘后营。刘为知县，以曾国藩之弟同知国华虚摄其上，是为了便于曾国藩的指挥。为人设想，绸缪曲至，此为淮军所无的湘军特色，胡林翼尤为尽心。至于曾国藩称罗泽南的弟子刘腾鸿为“仁弟”，不独表示他看重刘腾鸿，且亦示人以与罗泽南毫无芥蒂，罗的弟子，就是他的弟子。倘非如此，罗泽南的部曲恐不能倾心为曾所用，此又是湘军与不忘门户之见的淮军，大异其趣之处。
综上所述，已可概见此一册手札之可贵。至于真迹本身的文字精炼，书法超妙，明窗净几，展卷清玩，足消永日，犹其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