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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72 亚其戈父辛卣

亚其戈父辛卣
拍品信息
LOT号 5772 作品名称 亚其戈父辛卣
作者 -- 尺寸 高27cm;拓片长136×68cm 创作年代 --
估价 500,000-800,000 成交价 RMB 920,000
著录
1.刘体智:《善斋吉金录》,第四册,第一八器,1934年石印本;
2.刘体智:《小校经阁金石文字》,第四册,第三十(一)器,1935年石拓本;
3. 福开森:《历代著录吉金目》,第一百五十一页,商务印书馆,1939年;
4.王献唐:《国史金石志稿》,第二六五页,青岛出版社,2004年;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05168器,中华书局,1984年-1994年;
6.NEW YORK Christie’s, Fine Chines Ceramics and Works of Art, P48:80, Monday, December 2,1985;
7. 张桂光:《商周金文摹释总集》八六五页5168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8.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13022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9.王长丰:《殷周金文族徽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02页;
10.严志斌:《商金文编》,第41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备注
1.附贾文忠拔金形拓;
2.刘体智旧藏;
3.1985年纽约佳士得秋拍LOUISA B.McNEAR遗产。

卣作为器名习见于殷墟甲骨卜辞,西周金文及先秦文献,其为一种专以盛鬯酒的酒器。卣虽为先秦酒器名,但青铜器中还未见于铭文中自名为卣者,将青铜器中一类具体器类定名为卣始于宋人。青铜卣作为商周时期盛酒器之一,在青铜礼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在二里岗上层时期就已经出现,西周中期以后逐渐衰落,直至春秋早期基本消失。
此卣器盖对铭,均为“亚其戈父辛”5字铭文,故名。其盖面隆起,沿下折作束腰形,上有花苞形捉手;盖母口,器长子口;横截面呈椭圆形,下腹向外倾垂,圈足外侈,颈部有一对环钮套接绹索状提梁两端的圆环。盖上、器颈和圈足均饰云雷纹衬底的夔纹带,盖上、颈部纹饰带前后均增饰浮雕兽首。该卣形制界于殷墟苗圃北地M172出土卣和河南襄县丁营霍庄西周早期墓葬出土卣之间,与前者相较垂腹较明显,后者又较此卣垂腹较甚,故据形制判断,此卣时代断在殷墟四期较为合理;其纹饰与上海博物馆藏暦方鼎腹部夔龙纹,湖北随州叶家山M27出土盉之盖、上腹部夔龙纹相近,但是纹饰更为古拙,上述二器时代均为西周早期,所以此卣纹饰应该稍早。综合形制和纹饰信息,“亚其戈父辛”卣时代确定在殷墟四期较为稳妥。
此卣另有一细节非常耐人寻味,即提梁两端圆环上各有一个方向相反小乳钉,其作用是保持提梁即使在无外力的情况下也可站立。相同设计可见于河南鹤壁庞村西周墓出土的鱼父己卣;山东滕州前掌大M11:96,M120:23青铜卣;甘肃省博物馆藏征集于天水地区的父乙壶;河南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M:129、219长子口卣一对;陕西宝鸡石鼓山M1:3守卣等,长子口卣是U形半环,守卣为片状而已,然功能相同,可见古人青铜器铸造之精细。
此器原藏刘体智。刘体智,字晦之,号善斋老人,祖籍安徽庐江,系晚清重臣刘秉璋之子,大学士、帝师孙家鼐之婿,为民国著名银行家、大收藏家。刘晦之文物收藏誉响海内,尤以甲骨、青铜为盛,世间罕有其比者。被誉为“中国通”福开森在《历代吉金目》中说:“刘体智(晦之)是民国以来收藏青铜器最多的人。”著名历史学家容庚先生也说过:“庐江刘体智先生收藏经籍书画金石之富,海内瞩望久矣。”其青铜收藏不仅数量庞大,且多为清内府、陈介祺、潘祖荫、王懿荣、陆心源、刘鹗等前世巨藏之旧物,其中不乏惊世之作。刘氏于1934年出版的《善斋吉金录》,是其所藏青铜器集大成之作,此书煌煌28册,收录各类青铜器六百余件。
刘体智先生在《善斋吉金录•序》中记述:其青铜器收藏虽多,然而,“顾有见新器出,无力致之,则以此而易彼,录中所载,今日亦不尽在寒斋,特存其目而已。”可见,刘氏所藏青铜器流动性是非常大的。《善斋吉金录》中著录其藏青铜礼乐器六百余件,现在可查的两次大的转让分别为:由李鸿章长子李经方售予瑞典王子古斯塔夫.阿道夫(即后来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现藏瑞典斯德哥尔摩博物馆之一部分;一部是1930年代,傅斯年代表中央研究院向刘氏收购的一批青铜器,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容庚先生是作为中央研究院从刘体智处收购青铜器及其他收藏的联系人,该事件的过程和细节现在可根据相关资料得以恢复。李宗焜先生根据刘体智与容庚的往来书信,补充以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档案数据,再加上注释、说明,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今论衡》2005年11月第13期上发表了题为《刘体智与容庚往来函札》的文章。据李文可知,这些交易的根本背景有二:一是国难当头,抗日战争将临,要为文物谋一安全之地,“勿落估人手”,尤不可落入日本手中;二是刘体智的经济力量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已经不如从前,变卖收藏日渐显得必要而紧迫。当时时局日艰,容庚在给傅斯年的信上说:“善斋所藏必不能守,为国家计,当拔其尤而保存之”。容氏一方面为刘体智的文物辨别真伪、计算价格,另一方面则鼓动刘体智道:“然足下掷百万曾不恤情,则留此区区古物以归公家,他日指点告人:‘此余四十年来心力之所聚者’,亦一佳话”。经容庚此一鼓动有其效果,后来,刘体智终于把一大批青铜器转让予中央研究院,刘氏在给傅斯年的信中道:“敝藏彝器,过蒙厚爱,购归国有,……他日博物院中,得与贵院其他珍贵之物一屋陈列,使四方好古之士得资研究,嘉惠士林,至匪浅显。在先生为国宣劳,而弟亦得与有荣施,曷胜荣幸之至”。这批青铜器应该就是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的103件(一说133件),由李宗焜文所引研究院档案可知:傅斯年带到台湾的来自刘体智的文物都保管良好,如“善斋藏器全部全角拓片四百三十种,又拓片一百余纸”,《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原稿(此乃容庚介绍以五千元售归研究院的,时在1936年11月),以及瓦当、甲骨拓片等。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刘氏青铜器中并不包括亚其戈父辛卣。现藏瑞典斯德哥尔摩博物馆的善斋所藏青铜器中亦不包括此卣。
据容庚先生1936年出版的《善斋彝器图录》序所言,1931年他偕徐中舒、商承祚二位先生至上海拜访刘体智先生,曾对小校经阁所藏鼎彝四五百器摄影,同时刘氏赠送全角拓本三百余纸。然所摄器影“未能惬意,犹冀再去,有所补正”,结果因“一二八”事变,日寇侵占上海而刘氏迁居而未能如愿。故容氏之《善斋彝器图录》中仅选择小校经阁所藏的一百七五器,器铭与器影相对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而此书并未收录亚其戈父辛卣。
综上所述,亚其戈父辛卣并不在上述两次大的转让之中;而且还可推断,《善斋彝器图录》未收录此卣当是因为照片原因;故可进一步推断,此卣可能在1931年是仍为刘氏所藏。
自1930年代起,刘体智先生因经济条件制约,不得不为生计而出售所藏文物;另外,容庚先生本人作为作为收藏家也向刘氏购买,并介绍他人向刘氏购买青铜器。所以小校经阁所藏铜器应该还有多次零星的转让,现在已经不可考,而亚其戈父辛卣最有可能就是零星转让青铜器之一。
亚其戈父辛卣最早著录即在《善斋吉金录》;刘氏1935出版的《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同时收录。其后所有著录均以《善斋吉金录》为本,均只见器铭拓片、线摹图。由于未详细记述,此卣何时何地所出,何时入藏刘氏小校经阁均已不可考。自《善斋吉金录》之后,所有著录均未见此卣影像。数十年后的1985年,此卣以真容重新现世,出现在纽约佳士得秋拍之上,根据标注信息可知为LOUISA B.McNEAR遗产,而收藏者相关信息已不可细考。另外,(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青铜器拓片数据库中收录有此器的影像和铭文拓片,铭文拓片应该是刘氏所赠之拓片;影像与1985年佳士得拍卖图录并不相同,其从何而来还需进一步考证,或可能就是1931年容庚等所采集之影像。
总之,亚其戈父辛卣纹饰精美、制作精良,器盖对铭在商代青铜其中更是弥足珍罕;加之此器为大家所藏,传承有序,著录详细,是商代青铜器中代表性的上乘之作。亚其戈父辛卣在隐匿数十年后再现真容,且从海外回归故土,不得不说是盛世之盛事一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图六七-1。
河南省博物馆:《河南省襄县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8期。
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二〇五器。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06器。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6:西周(二)》,文物出版社,1997年:三二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 作》,文物出版社, 2005年:276页。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6:西周(二)》,文物出版社,1997年:一八九器。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108页,彩版五三,五四-1。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陕西考古研究院:《宝鸡戴家湾与石鼓山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行,2015年:021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