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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 周作人 《最后的十七日—钱玄同先生纪念》 镜心

周作人 《最后的十七日—钱玄同先生纪念》
拍品信息
LOT号 1219 作品名称 周作人 《最后的十七日—钱玄同先生纪念》 镜心
作者 -- 尺寸 -- 创作年代 --
估价 200,000-300,000 成交价 RMB 690,000
材质 水墨纸本 形制 镜心


周作人
最后的十七日——钱玄同先生纪念
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
原名钱夏，字德潜，又号疑古、逸谷，常效古法将号缀于名字之前，称为疑古玄同。五四运动前夕改名玄同。汉族，浙江吴兴（现浙江湖州市）人。1887年9月12日（农历清光绪十三年丁亥月十二日）出生，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学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前驱者中，钱玄同可说是一员骁将，一位急先锋。他虽然并不是发难者，但却最早给发难者以强有力的支持。催促新文学作品诞生并予以奖掖支持，是钱玄同“五四”时期又一历史贡献。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就是鲁迅在钱玄同的敦促下创作的。钱玄同的出阵，使陈独秀、胡适在寂寞中深受鼓舞。尤其重要的是，钱玄同明确将“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确定为文学革命的对象，击中了当时摹仿桐城派古文或《文选》所选骈体文的旧派文人的要害。钱玄同在史学界也有相当的贡献。他既反对“泥古”，又反对“蔑古”。他辨真伪，审虚实，求真信，成为了承袭清代道咸年间今文家极盛余绪而又启发现代用科学方法扩大辨伪运动的第一人。顾颉刚成为古史辨运动的领袖人物，在这方面对他启发最大的是钱玄同，是钱玄同要他重新清理今古文之争的公案造成了他辨古史的动机。
钱玄同对于“经学”创见甚多。他有两句名言：“考古务求其真，致用务求其适。”他发表在《古史辨》上讨论上古历史和儒家经书的文章，独见很多，影响很大。郭沫若对钱玄同在古史研究方面的一些观点非常赞赏，说：“这些见解与鄙见不期而同，但都是先我而发的。”
钱玄同一生在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国语运动、古史辨运动以及音韵学诸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1月，为解决李大钊子女生活困窘和筹措赴延安的路费，钱先生拖着病体，四处联系变卖大钊的藏书。1月17日傍晚，钱先生从外面回来，即感身体疲惫、头痛，立刻送往医院，确诊为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不幸去世，享年仅52岁。1999年4月1日，人民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钱玄同文集》共六卷，文集几乎网罗了钱玄同一生的所有著述。《钱玄同文集》的出版，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国学研究、语言学和音韵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钱玄同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五四”时期参加新文化运动，提倡文字改革，曾倡议并参加拟制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20世纪初在日本留学。三十年代还为《世界日报》副刊《世界语之光》题写刊名。著有《文字学音篇》《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古音无邪纽证》等论文。
最后的十七日——钱玄同先生纪念：
玄同于一月十七日去世，于今百日矣。此百日中，不晓得有过多少次，探纸执笔，想要写一篇小文给他作纪念，但是每次总是沉吟一回，又复中止。我觉得这无从下笔。第一，因为我认识玄同很久，从光绪戊申在民报社相见以来，至今已是三十二年，这其间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要挑选一点来讲，极是困难——要写只好写长篇，想到就写，将来再来整理。但这是长期的工作，现在我还没有这余裕。第二，因为我自己暂时不想说话。东山谈苑记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决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这件事我向来很是佩服，在现今无论关于公私的事有所声说，都不免于俗，虽是讲玄同也总要说到我自己，不是我所愿意的事。所以有好几回，拏起笔来，结果还是放下。但是，现在有决心来写，只以玄同最后的十几天为限，不多讲别的事，至于说话人本来是我，好歹是没有法子，那也只好不管了。
廿八年一月三日，玄同的大世兄秉雄来访，带来玄同的一封信，其文曰：
“知翁：元日之晚，诏坌息来告，谓兄忽遇狙，但幸无恙，骇异之至，竟夕不宁。昨至丘道，悉铿诏炳扬诸公均已次第奉访，兄仍从容坐谈，稍慰。晚，铁公来详谈，更为明了。唯无公情形，迄未知悉，但祝其日趋平复也。事出意外，且闻前日奔波甚剧，想日来必大感疲乏，愿多休息，且本平日宁静乐天之胸襟加意排解摄卫！弟自己是一个浮躁不安的人，乃以此语奉劝，岂不不自量而可笑，然实由衷之言，非劝慰泛语也。旬日以来，雪冻路滑，弟懔履冰之戒，只好家居，惮于出门，丘道亦只去过两三次，且迂道皇城根，因怕走柏油路也。故尚须迟日拜访，但时向奉访者探询尊况。顷雄将走访，故草此纸。?闇白。廿八、一、三。”
这里需要说明的只有几个名词。丘道即是孔德学校的代称，玄同在那里有两间房子，安放书籍兼住宿，近两年觉得身体不好，住在家里，但每日总还去那边，有时坐上小半日。?闇是其晚年别号之一。去年冬天曾以一纸寄示，上钤好些印文，都是新刻的，有“肆?”、“?叟”、“?庵居士”、“逸谷老人”、“忆菰翁”等。这大都是从“疑古”二字变化出来，如“逸谷”只取其同音，但有些也兼含意义，如斛?本同一字，此处用为小学家的表征，菇乃是吴兴地名，此则有敬乡之意存焉。玄同又自号“鲍山疒叟”，据说鲍山亦在吴兴，与金盖山相近，先代坟墓多在其地云，曾讬张樾丞刻印。八月六日有信见告云：
“日前以三孔子赠张老丞，蒙他见赐‘疒叟’二字，书体似颇不恶，盖颇像百衲本廿四史第一种宋黄善夫本史记也。唯看上一字，似应云，象人高踞床阑干之颠，岂不异欤！老兄评之以为何如？”此信原本无标点，印文用六朝字体，疒字左下部分稍右移居画之中，故云然，此盖即是“鲍山疒叟”之省文也。
十日下午玄同来访，在苦雨斋西屋坐谈，未几，又有客至，玄同遂避入邻室，旋从旁门走出自去。至十六日收到来信，系十五日付邮者，其文曰：
“起孟道兄：今日上午十一时得手示，即至丘道交与四老爷，而祖公即于十二时电四公，于是下午他们（四与安）和牠们（九通）共计坐了四辆洋车将这书点交与祖公了。”此事总算告一段落矣。日前拜访，未尽欲言，即挟文选而走。此文选疑是唐人所写，如不然则此君抚唐可谓工夫甚深矣……（案：此处略去五句三十五字）研究院式的作品固觉无意思，但鄙意老兄近数年来之作风颇觉可爱，即所谓“文抄”是也。“儿童……”（不记得那天你说的底下两个字了，故以虚线号表之）也太狭（此字不妥），我以为“似尚宜”用“社会风俗”等类的字面（但此四字更不妥，而可以意会，盖即数年来大作那类性质的文章——愈说愈说不明白了），先生其有意乎？……（案，此处略去七句六十九字）旬日之内，尚似拜访回罄，但窗外风声呼呼，明日似又将雪矣，泥滑滑，行不得也哥哥，则或将延期矣。无公病状如何？有起色否？甚念！弟师黄再拜。廿八、一、十四灯下。”
这封信的封面上写鲍缄，署名师黄则是小时候的名字，黄即黄山谷也。所云九通，是李守常先生的遗书，其后人窘迫求售，我与玄同给他们设法卖去，四祖诸公都是帮忙搬运过付的人。这件事说起来话长，又有许多感慨，总之在这时候能够告一段落，是很好的事。信中略去两节，觉得很是可惜，因为这里讲到我和他自己的关于生计的私事，虽然极有价值有意思，却也就不能发表。只有上边有关于文选的话，或者须稍加说明。这是一个长卷，系影印古写本的一卷文选，有友人以此见赠，十日玄同来时便又转送给他了。
我接到这信后即发了一封回信去，但玄同就没有看到。十七日晚得钱太太电话，云玄同于下午六时得病，现在德国医院。九时顷我往医院去看，在门内廊下遇见稻孙、少铿、令扬、炳华诸君，知道情形已是绝望，再看病人形势刻刻危迫，看护妇之仓皇与医师之紧张，又引起十年前若子死时的情景，乃于九点三刻左右出院迳归，至次晨打电话问少铿，则玄同于十时半顷已长逝矣。我因行动不能自由，十九日大敛以及廿三日出殡时均不克参与，只于廿一日同内人到钱宅一致吊奠，并送去挽联一副，系我自己所写，其词曰：
戏语竟成真，何日得见道山记；
同游今散尽，无人共话小川町。
这挽联上本撰有小注，临时却没有写上去。上联注云：“前屡传君归道山，曾戏语之曰，道山何在，无人能说，君既曾游，大可作记以示来者。君殁之前二日有信来，覆信中又复提及，唯寄到时均已不及见矣。”下联注云：“余识君在戊申岁，其时尚号德潜，其从太炎先生听讲说文解字，每星期日集新小川町民报社。同学中龚宝铨、朱宗莱、家树人均先殁，朱希祖、许寿裳现在川陕，留北平者唯余与玄同而已。每来谈及尔时出入民报社之人物，窃有开天遗事之感，今并此绝响矣。”挽联共作四副。此系最后之一，取其尚不离题，若太深切便病晦或偏，不能用也。
关于玄同的思想与性情，欲有所论述，这不是容易的事，现在也还没有心情来做这种难工作。我只简单的一说在听到凶信后所得的感想。我觉得这是一个大损失。玄同的文章与言论平常看去似乎颇是偏激，其实他是平正通达不过的人。近几年和他商量孔德学校的事情，他总是能得要领，理解其中的曲折，寻出一条解决的途径，他常诙谐的称为贴水膏药，但在我实在觉得是极难得的一种品格。平时不觉得，到了不在之后才感觉可惜，却是来不及了，这是真的可惜。老朋友中间玄同和我见面的时候最多，讲话也极不拘束而且多游戏，但他实是我的畏友。浮泛的劝诫与嘲讽虽然用意不同，一样的没有什么用处。玄同平常不务苛求，有所忠告，必以谅察为本，务为受者利益计，亦不泛泛徒为高论，我最觉得可感，虽或未能悉用，而重违其意，恒自警惕，总期勿太辜负他的好意也。今玄同往矣，恐遂无复有能规戒我者，非是不佞老悖倔强，亦实无其人耳。这里我只是少讲私人的关系，深愧不能对于古人的品格与学问有所表扬，因为我自知无此力量，但是我于此破了二年来不说话的戒，写下这一篇小文章，在我未始不是一个大的决意，姑以是为故友纪念可也。
民国廿八年四月廿八日
记于北平
《最后的十七日》最后的机会
王金声/文
近日在保利大厦举行的“猗欤‘新命’专场”纪念新文化运动百年文献展，汇聚了200余件书札、书稿，可以毫不夸张的宣称：这是一场民国文化名人手迹的饕餮盛宴，那些如雷贯耳的文豪巨匠、公卿贤达的手泽历历在目，欣喜的是我又见到了周作人《最后的十七日》的手稿，与上次初见此稿己相距14年之久。
记得那年“非典”，疫情控制已近尾声，而艺术品拍卖依旧冷清，总想趁着价低，去北京“掳”些文人墨迹回来，那时收此专题的南北藏家屈指可数，总不外乎那几个熟悉的面孔。大凡场上一番交手，争抢才两三回合，鲜有时下竞争激烈的火爆场面，往往拍卖会结束，私下再一交流，大多成了好友，下回拍卖遇见，打一招呼，合伙拧成了篱笆，基本保证每位都有收获。也是在那年一场拍卖会上，不料竟杀出一匹黑马，劲头不小，一下打乱了圈中的游戏规则，把我们这些本来举牌就矜持的南方买家压得措手不及，相继败下阵来，事后一打听，说是来自黑龙江大学的Ｚ君，新进场的藏家，朋友圈中则戏称其为“东北虎”。
我与Ｚ君恰恰也是在京中拍场中经友人引见而相识，或是因为有相同的爱好，所以谈得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拍卖结束后去了他在京的寓所，那天桌上放的正是这件《最后的十七日》，我好奇的问起他是如何得到这件珍贵的手稿，Ｚ君神情兴奋溢于言表：“检的漏啊！，这个是大漏！中国书店拍出来的，没人知道，底价成交，才一口哪！”我怔怔地读着手稿，望之羡慕，不免心生遗憾，此等知堂老人精品竟与自己擦肩而过，而此时Ｚ君所流露出的豪放个性以及孜孜以求的执着情怀，不由得让我钦佩。
这份手稿是周作人在1939年4月28日为纪念老友钱玄同而作，发表于同年5月26日《实报》上，后由作者收入《药味集》洋洋六纸，尾页上盖了方朱文“知惭愧”的小印，想必另有所寄：
我认识玄同很久，从光绪戊申在《民报》社相见以来，至今已是三十二年，这其间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要挑选一两点来讲，极是困难。－－－要写只好写长篇，想到就写，将来再整理，但这是长期的工作，现在我还没有这馀裕。第二，因为我自己暂时不想说话。《东山谈苑》记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这件事我向来很是佩服，虽是讲玄同也总要说到我自己，不是我所愿意的事。所以有好几回拿起笔来，结果还是放下。但是，现在又决心来写，只以玄同最后的十几天为限，不多讲别的事，至于说话人本来是我，好歹没有法子，那也只好不管了
……
钱玄同是钱夏，自称疑古玄同，浙江吴兴人，他与周氏兄弟同在日本留学，师从章太炎，曾任北大教授，《新青年》杂志编辑，当年如果没有钱玄敦促周树人写稿，也许不会有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诞生，更不会有“鲁迅”这个笔名，他化名旧派文人“王敬轩”，与好友刘半农在《新青年》共同上演了一出“双簧戏”，以新旧文学的各自立场展开论战，最终让新派取胜，为新文化运动留下一抹重彩，从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猛士，然而这个猛土恰恰是个病夫，神经衰弱、心脑血管病变、视网膜炎等疾病缠身，但此君最大的毛病，竟是说话非常偏激，宣称中年以上的人趋于固执与专制，就会退化为思想革新、社会进化的绊脚石，主张“人过四十便该死，不死也该枪毙”，他年届40，朋友们也打算在《语丝》周刊发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还特意准备了十分滑稽的挽联、挽诗、祭文，不料尚未刊出，消息己经扩散流传，大家信以为真，以致相互转告，友人、学生纷纷致电吊唁，成了一出轰动全国的闹剧。到了玄同41岁生日那天，胡适还专门作了一首《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给他：“玄同：生离死别，忽忽一年，际此成仁周年大典，岂可无诗！援笔陈词，笑不可仰：
该死的钱玄同！怎么至今未死？
一生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
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
这样那样迟疑，过了九月十二。
可惜我不在场，不曾来监斩你。
今年忽然来信，要作成仁纪念，
这个倒也不难，请先读封神传。
回家先挖一坑，好好睡在里面，
用草盖在身上，脚前点灯一盏
草上再撒把米，瞒得阎王鬼判。
瞒得四方学者，哀悼成仁大典。
年年九月十二，到处念经拜忏，
度你早早升天，免在地狱捣乱！”
钱玄同为人坦荡，且诙谐豪爽，比周作人小两岁，偏偏又与周作人兴趣相投，过从甚密，周作人与鲁迅分手后，钱氏亦渐渐疏远了鲁迅，一次鲁迅偶遇钱玄同，两人竟为名片署名的小事产生嫌隙，相互调侃，闹得不欢而散，结果鲁迅仍在写给许广平信中忿忿说他：“胖滑有加，唠叨如故”，也在抄给别人的诗中依旧嘲讽：“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到了这份上，友谊的小船说翻那就翻喽。这点看来周作人算得上真正懂得钱玄同的好朋友。
“玄同的文章与言论平常看去似乎颇是偏激，其实他是平正通达不过的人。近几年和他商量孔德学校的事情，他总是能得到要领，理解其中的曲折，寻出一条解决的途径，他常诙谐的称为贴水膏药，但在我实在觉得是极为难得的一种品格”
笔者藏有一封钱玄同致周作人的信札，也是关于孔德学校内部纷争的事情，如果按钱氏解决方法，那真的既简单又明了，一睹为快：
“……自马九当国时，弟即从不问校政，此时依然持此态度也，弟已函对（王）公，发宽单以外，尚宜速图自己以后生活问题，勿株守也，不知他肯听我忠告否？兄谓此事应取决于学长，此说最通，弟谓更干脆的办法，（杨）与（王）扭住辫子打上一架，（沈）与（马）也扭住辫子打上一架。我们但在‘黄鹤楼上看翻船’可也（但此一段话，只可‘四知’不可过于‘四也。’……。” 所谓“四知”者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也，看了钱氏此段奇葩文字实在令人忍俊不禁。
1939年1月17日，钱玄同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年仅52岁。《最后的十七日》一文中有记叙：“……十七日晩得钱太太电话，云玄同于下午六时得病，现在徳国医院。九时顷我往医院去看，在门内廊下遇见稻孙、少铿、令杨、炳华诸君，知道情形已是绝望，再看病人形势刻刻危迫，看护妇之仓皇与医师之紧张，又引起十年前若子死时的情景，乃于九点三刻左右出院径归，至次晨打电话问少锉，则玄同于十时半顷已长逝矣。我因行动不能自由，十九日大殓以及二十三日出殡时均不克参与，只于二十一日同内人到钱宅一致吊奠，并送去挽联一副，系我自己所写，其词曰：
戏语竟成真，何日得见道山记。
同游今散尽，无人共话小川町。
这挽对上本撰有小注，临时却没有写上去。上联注云：
前屡传君归道山，曾戏语之曰，道山何在，无人能说，君既曾游，大可作记以示来者。君殁之前二日有信来，覆信中又复提及，唯寄到时君已不及见矣。
下联注云：
余识君在戊申岁，其时尚号德潜，共从太炎先生听讲《说文解字》，每星期日集新小川町《民报》社。同学中龚宝铨、朱宗莱、家树人均先殁，朱希祖、许寿裳现在川陕，留北平者唯余与玄同而已。每来谈，常及尔时出入《民报》社之人物，窃有开天遗事之感，今并此绝响矣。
挽联共作四副，此系最后之一，取其尚不离题，若太深切，便病晦或偏，不能用也。”
一对老友， 一段文字，一份深情跃然纸上 ，一般俗人那是写不出的，笔者以为周氏的文风从冲淡入手，直抒性灵，行文时时浮现东方人特有的暖意和趣味，形成独有的知堂风骨，其文学价值不可小视。
一团和气、温良谦恭的周作人不苟言笑，常以忠恕之道待人，从不大声说话，大概是沙滩红楼内外同仁共有的印象。周氏生于乱世，恪守着一块属于自己的心灵园地，从五四激进回到平和，由平和化为绝望，本想绕开绝望，却不幸又陷入附逆的绝境，木然走了一条苦路，就像他在一篇《闲话》里说过的“忍辱与苦恐怕在人类生存上是一个重要的原素，正如不肯忍辱与苦是别一个重要的原素一样。”周作人常说自己的文字，貌似冲淡、闲适，往往误人，读过他散文的人谁都能感觉到其中晦涩的苦味，闲适只不过是空灵的幻觉，茫茫苦海中哪里容得下他的一丝清闲呵。
七?七事变爆发，北平的文人学者纷纷南下，已在南方的友人驰书敦促周作人离平，郭沫若在《国难声中怀知堂》发出了“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的慨叹，茅盾、郁达夫、老舍等十八人甚至还联合发表了致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胡适从英伦也寄来了一首白话诗：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
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
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周作人似乎并未接受这个劝说，回了一首苦住庵吟，奉答藏晖居士：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
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
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
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
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
海天万里八行诗，
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
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
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
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个老僧，
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周作人终以“家累甚重，有老母寡嫂需要奉养”为辞，打定主意在北平苦住下去了。在给陶亢德的信中写道：“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其消极遁世的行为黯然淹没了周作人的苦茶淡酒，使他在文坛上的声光失色，从此一蹶不振了。
以上诗的写作时间正处抗战军兴的前夕，有关去留的大局，想必周作人一定深思熟虑，结果又如何呢？答案很明确，遵循佛经教戒：“乐行不如苦住”，一介书生不谙政治，那他对国家对社会既无大利又无大害。就算在苦住庵里喝喝苦茶也算不错，若要把苦茶换成苦果，也只好由自己吞了，并且很难获得国人的曲谅。正如老人的弟子张中行曾经说过的所谓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
周作人晚年曾请人刻过三方内容相同的印章：“寿则多辱”，取《庄子》尧对封人之言，且在文章中多次引用过，文革开始，周作人理所当然在刧难逃，66年8月22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周家，老人残遭小将皮鞭、棍子抽打，并把他赶进自己家的澡堂，睡在木铺板上熬过大半年，直到67年5月6日猝然倒地，卒年八十三岁，这个结局没有出乎老人预料，竟成“谶语”。
不以人废言，周作人散文所达到的高度，所具的光彩，至今依然动人，不以人废史，周作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的地位也是不容轻易抹去的，周氏虽非书家，而字神清骨秀，温润可喜，不乏晋唐人风致，卓然自成一家面目，今始现周氏所作《最后的十七日》妙文，书法亦佳，识者当知之！或许这正是得到它的最后一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