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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信息

LOT号	8767	作品名称	清中期杏黄色缠枝西番莲纹织金夹服
作者	--	尺寸	长190cm	创作年代	清中期
估价	400,000-600,000	成交价	RMB --
材质		形制
这件杏黄色缠枝西番莲纹织金妆花漳绒夹服，其面料产自清代江宁（今南京）织造局，具有织造技术繁复、装饰风格独特等特点。它集多种工艺于一身，既是提花织物，也是织金织物，同时又是起绒织物。从这件成衣的用料及装饰风格等方面来看，它与清代满、汉服装均有差异，明显带有清代时期西域民族的服饰风尚。其式为：立领，对襟，平袖。身长过膝，袖长及腕。裾左右开。内饰明黄色团龙纹暗花纱里，缀大红色缎里贴边。此服在杏黄色绒地上，用金线及红、绿色丝线，提花妆彩三枚纬斜纹缠枝西番莲纹样。其绒面平整细腻，手感柔软。设色和谐，提花清晰。花纹单位不但硕大，且纹样构图规整对称，具有很好的装饰效果。在目前传世品中，与之比肩者十分鲜见，不失为一件清代中期织金妆花起绒类织物中的精品之作。起绒织物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沿革。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墓出土的绒圈锦服饰残片。残片尺寸：40×30厘米，它采用三枚经线提花起绒圈的经四重组织。其表现出的矩形纹样，层次分明突出，具有强烈的立体感装饰效果。另外，在甘肃省武威磨咀子汉墓群中，也出土了西汉末期起绒圈锦残片。残片尺寸：14.5×2.2厘米。它采用三枚经线提花起绒圈的经三重组织。呈叠菱形花纹样。质地柔软厚重。绒圈锦织物的结构为重经组织，是我国最早的绒类织物。它是由织物经纬线交织的同时，加入假织纬（铁丝或竹丝），待织物织造完毕后，再将假织纬抽出来，使其形成绒圈构成纹样，从而完成经线提花显花的整个过程。可以说，绒圈锦是中国古代提花锦、绒类织物的发端。自唐代开始，中国古代纺织科学技术生产力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它将传统的简单、单调的经线提花法，改为纬线提花法。这一智慧性发明，不但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也极大地丰富和加强了对织物纹样的艺术表现力。而汉代绒圈锦的出现，不但为这一时期（唐代）的飞跃提供了技术支持，同时也为后世相继出现的怯绵里（剪绒）、漳绒（天鹅绒）以及妆花漳绒等品种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特别是在妆花漳绒的织造工艺上，通过上述技术的不断演变发展，最终实现完成了经线起绒、纬线提花，地、纹相互衬托，交相辉映，这一先进合理的工艺流程。堪称名副其实的锦上添花。妆花漳绒成熟于明代，兴盛于清代中期。它较之汉代绒圈锦，无论从织造工艺还是从艺术表现力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妆花漳绒的织造过程十分繁复、考究，在织造前，织造匠人首先要根据意匠图上的设计要求，先要编结出“花本”（类似现代人计算机编程序的原理），然后再将编结好的“花本“装在花楼织机上。这种织造工艺需要两个匠人互相配合，同时操作。在织造时，一织工高坐于花楼织机之上，按照“花本”拽花；另一织工在花楼机前，依照楼上拽花工的指令，完成投梭、挖梭、织纬、假织纬、打纬的织造过程。待织物织完后，还要抽出织物中的假织纬，并将呈现在织物表面的绒圈（抽出假织纬形成的）用刀割开，并修剪平整，使其形成绒面。至此，妆花漳绒的全部织造工艺才告结束。这件杏黄色缠枝西番莲纹织金妆花漳绒夹服，就是通过这种工艺织造完成的。与之同类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黄色缠枝西番莲蝠纹织金妆花漳绒垫料” 、“清乾隆黄地缠枝菊纹妆花漳绒垫料”，以及南京博物院藏“清织金五彩蝠莲妆花漳绒料”。（见《中国美术全集》下卷（印染织绣），第156-157页。）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清代满族虽然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入主中原，但其所倡导的却是不折不扣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这一点在清代服饰制度与装饰风格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中国古代传统服饰采取“衣作绣，锦为缘”的装饰方法，（即：华美、厚重的织物，仅作为衣服的镶边）它与宗教所用法衣及西域地区少数民族上层服饰，那种将华丽、珍贵、厚重的面料，用做成衣制作的方法与装饰风格迥异。众所周知，丝织品是清政府继瓷器、茶叶之外的第三大中外贸易商品，根据大批清代档案记载，每年仅从新疆地区出口西域各国的丝织品就达到数千甚至上万匹之多，可谓“衣被天下”。与此同时，丝织品也成为清代统治者，收买笼络各番属国及偏远民族最重要的政治手段与之一。时至今日，在我国西藏等地区许多寺庙及博物馆中，仍然可以见到清代不同时期，由清政权赏赐给西藏上层权贵各种珍贵丝织品缝制而成的各种藏式服装以及大量衣料、匹料。显而易见，这件于清代中期由南京织造的杏黄色缠枝西番莲纹织金妆花漳绒匹料缝制而成的夹服，当为西域民族上层社会所穿用的一款礼仪服装。它为我们研究清代纺织史、服饰史、中外贸易史、边疆史、丝绸之路，以及清代羁縻政策等诸多方面的历史线索，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